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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元珍说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与欧阳修一起到西陵峡黄陵庙，在禹王神像下进香。欧阳修刚下拜，禹王神像就点头回礼，邀欧阳修上神台就坐，在欧阳修耳边小声谈了好一会儿。出得大殿，门口一只耳石马忽而醒来，又与欧阳修讲了许多话。元珍心想，禹王神像也如世俗之人一样礼待馆阁欧阳修，真是神异的礼遇啊！不久，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来到夷陵后，见好友丁元珍也因故被削官为吏。政务之暇，欧阳修由丁元珍引导入峡观黄陵庙。一进禹王殿，欧阳修大吃一惊！一切如丁元珍所说的那个梦一样。禹王神像真的点头回礼，似请欧阳修上神台细语天机。大殿门口的只耳石马见欧阳修如遇知己，脉脉含情，难可离舍。欧阳修与丁元珍走出庙门，见前来敬香拜神的人越来越多。他想，禹王神像显灵虽然至此，但黄牛神助大禹开江治水毕竟是个传说而已，毫无真实的依据。人们居然如此这般信以为真，敲锣打鼓，载歌载舞，虔诚祭拜，实在是一种“淫祀”。他无限感慨，吟下《黄牛峡祠》诗且题碑：“大川虽有神，淫祀本风俗。石马系祠前，山鸦噪丛木。潭潭村鼓隔溪闻，楚巫歌舞迎送神……”后来欧阳修回到京都任职不久，对自己擢拔的如意门生苏轼讲述了上述故事。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被贬黄州，他应峡州宜都令朱君嗣之邀入峡观黄陵庙。进禹王殿后，见禹王神像真能点头回礼，殿门口果然有只耳石马。他读了欧阳修题于墙上的诗《黄牛峡祠》，想起了欧阳修给他讲述过的禹王神像显灵及只耳石马的故事，从只耳石马联想到恩师欧阳修与自己的被贬谪，不禁感慨系之。经宜都令朱君嗣的提议，苏轼把上述听闻和感慨熔铸成一篇短文《欧阳文忠公入黄牛庙》，刻石于庙，最早记下了禹王神像显灵及只耳石马的传闻。

    欧阳修爱夷陵的百姓，爱夷陵的山水，也珍爱夷陵的物产。北宋以前，峡州就开始生产纸和砚，欧阳修在京师任职时就早有所闻。那时，他与三司（盐铁、度支、户部）的官员交往密切。三司是掌管盐铁、税赋税租、户口田赋的部门，印发公文表格和户籍等同馆阁一样，都离不开纸张。但是那时所用的纸，全由河中府（蒲州，即山西永济县）供给。三司官吏孙文德，常常出入省试考场，见过许多试卷、帐籍和书册百家纸，惟独峡州纸不朽损，很耐用。欧阳修在离开京师时，孙文德曾劝他多收藏峡州纸。峡州竹木茂盛，水源丰富。宋初，夷陵城就有了几家民间造纸作坊。造纸工艺虽然原始，但却较复杂。以竹木取出纤维，煮沸捣烂，和成粘液，匀置漉筐，板结成薄膜，稍干后再用石磙压制而成。欧阳修用过峡州纸后称赞道：“夷陵纸不甚精，然最耐久”，“天下帐籍，惟峡州纸不朽损”（《欧阳文忠公全集·峡州河中纸说》）。经过四年多的贬谪生活之后，回到京师，皇上又下诏书，将他迁升为集贤校理，即监察任免京师一般官员和缮写收藏各类文书等。于是，欧阳修利用此机会，下令“用峡州纸供公家及馆阁为官书”。

    早在后周时期，夷陵城的工匠利用运输方便，从峡州毗邻的归州（秭归）运来优质大沱石料制作砚台。欧阳修在夷陵从事公务，不小心将一台用了20年之久的南唐歙州（江西婺源县）砚折损一角，深感惋惜。这台南唐歙州砚，是他在北方工作时从邻居刘原父那里得到的。刘原父有宝而不识宝，让儿子将它任意抛置一边，不以为然。欧阳修当时看见这“四方平浅”的砚石，石料上乘，制作精致，爱不释手，便向刘原父索要到手。其实那时他也不知道是国宝，后来将它带到南方，经砚耕老者识别，才知道是南唐砚。惋惜之余，终于又购回一台大沱石砚使用，用后称赞道：“归州大沱石，其色青黑斑斑，其文理微粗，亦颇发墨。归峡人谓江水为沱，盖江水中石也。砚止用于川峡人，世未尝有。” （《欧阳文忠公全集·砚谱》）两个砚台，两个产地，两种石料，两样效果。欧阳修作比较后认为，大沱石砚同产于历史悠久的歙州龙溪砚台比较，虽然要逊色得多，但它是归峡二州的自然资源，是一笔难得的物质财富，应该引起世人的重视。 

    笔者曾在夷陵故地觅得一面直径16厘米的宋代亚字形孔雀莲花古铜镜（如图），这面古铜镜为家欧阳修任县令时其母亲郑氏、夫人薛氏及其妹妹留下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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