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脚步声窸窣而至，我们201409班的五位同学也在这新年的预演之际踏上了献爱心的旅程。短短5分钟路程里，凛冽呼啸的寒风，烈烈飘扬的班旗，为这条陈迹斑驳的小路平添几许生气。举着旗子，捧着单反，提着桶装油，扛着大米，我们来到了北门外正街居委会。一袭鲜艳的横幅“党群心连心，共话邻里情”在风中微扬，如同我们内心满满的热忱。
    负责接待我们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很快带我们与帮扶对象家属会了面。我们就这样在小路边站定，与眼前这位阿姨攀谈了起来。她的衣着朴素而又单薄，浅红色的棉袄，已经洗的微微发白。冷风卷起她的衣角，肆无忌惮地灌进衣领。她年纪不大，脸上却烙满岁月的遗痕，一丝又一丝细纹盘踞在她的额头，如同被狂风席卷的海面，但是却永远无法平复。
    当我们小心翼翼地请她讲一讲家中的困难时，她扯出无奈的笑容说自己不太会讲话，我们只得一个接一个问题的慢慢询问。这时我们才得知，她只是帮扶对象的嫂子。由于我们的帮扶对象有精神疾病，而且哥哥也因为腿部肌肉萎缩而入住医院，所以只能由她来见我们。
    她这精神疾病的病因说起来有些复杂。从嫂子的口中我们大概了解到，她从小似乎就有自闭症，但并不严重。一路顺利考上大学，大学毕业，从事了电力行业的工作，甚至还考上了硕士。但也许是由于工作的竞争，情感的不顺，她长期处于精神压力过大的环境下，愈演愈烈，症状日益明显。现在的她，一个人独居，很少与人往来，一旦有人与她接触，她就会有强烈的不安全感，甚至有过激的行为。就连哥哥，有时也会引起她的疾病发作。哥哥嫂子只好与她分开居住，定期去看望她。
    断断续续的讲述中，她总是把头偏向另一边，不肯看着我们，似乎不愿多谈。甚至还时不时摇头，说着“我不知道他们家的事”“我不想管他们家的事”。但我们分明看见她谈起那个可怜的精神抑郁的小姑子时泛红的眼眶。她像是在说服我们，更像是在说服自己。现在的她，只身一人撑起这个家，照顾患有精神病的小姑子，照顾住院的丈夫。她心里的苦，被她深深埋进心底，用无情的话故作淡漠，将自己付出的一腔热血淡化成一湾溪水，涓涓细流涌进那对兄妹灰暗的世界。让自己以为自己并没有付出，付出得反而会更多，更心安理得。“他们家”三个字揭示了这位嫂子心底最柔软的一隅。是啊，她与那对兄妹非亲非故，却因为一桩婚姻的淡淡维系，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摇摇欲坠的空中楼阁。家，支离破碎；她，彻夜不寐。
    我们看着她在寒风中颤抖的身影，看着她泛红的眼眶，看着她趁我们不注意时悄悄拭泪的动作，心下一片凄楚。我们连忙你一句，我一句地劝着她，说着社会上能够为他们提供捐助的慈善机构数不胜数，爱心人士更是有千千万万，还建议她向媒体求助。但她只是摇头，带着哭腔胡乱地说着“没有用的”。
    随后，在她再次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们才意识到帮扶远远没有一袋米、一桶油那样简单。原来，她的精神病的治疗同普通病人大不相同，绝不是送进医院就万事大吉。精神病人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疾病，对于他人说自己有精神病更是反应激烈。家人根本无法将她和平地送进医院，只得框在家徒四壁的小屋里绝望地等待。这样的等待，比寻常的等待更加难熬。不知道期限，不知道结果，不知道未来。
    我们都沉默了。看了看带来的物品，才发现物质在这个家庭的重重阴云中是多么微不足道的捐助。我们转而询问工作人员社区是否有相关方面的帮扶措施。他们同样摇头，说着“哪里有这种类型的爱心帮助”。我们终归失落，但无能为力。我们作为一中学子，所能贡献的微薄的力量也只有物质。
    嫂子说她要赶着去医院看望丈夫，搓着冻得通红的双手上了公交车。我们还在原地，深深地思索。难道爱心就等于一张接着一张的钞票，一车接着一车的粮食吗？为什么没有足够的关注被给予这些有着精神上的困难的家庭？为什么没有足够多的人愿意用比钱更珍贵的时间来给予困难群众精神上的帮助？为什么我们所能做的只有一袋终究会被吃完的米，一桶终究会被用完的油？为什么物质贫穷的人们可以得到物质帮助，而精神困难的人们却得不到足够的精神关怀？只愿意付出金钱，而不愿意付出精神的慈善究竟是一种慈善，还是一种用物质的华丽外表伪装的冷漠？
    返回学校的我们，莫名地觉得这短短五分钟的路变得那样长，长得仿佛前方通向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对慈善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