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母校育才恩 钟情生物分子酶

　　朱祚铭，男，汉族，中共党员， 南开大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 研究员。他于1956年夏从宜昌市第一初级中学（今宜昌市三中）毕业后，保送进入当时的宜昌市第一高级中学（今宜昌市第一中学）学习。1959年夏考取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五年制）学习，1964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市教育局，参加天津市“四清”工作队，在天津郊区农村锻炼一年。1965年夏再分配到天津市第七十中学任教，1980年初调入南开大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从事生物科学研究工作，直至1998年退休。
　　1964年夏至65年夏的一年，按中央和教育部的指示精神，朱祚铭和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起，参加了当时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这批年轻人，主要是为了学习和锻炼。到农村后深入农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朱祚铭说，他“努力向农民学习，学习他们勤劳朴实和艰苦奋斗的品德，同时也向他们宣传当时党的方针政策，传播文化知识，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经过一年的锻炼，自己在思想和体质上都有所提高。并被评为天津市‘五好工作队员’”。
　　在农村锻炼一年后，65年夏天，朱祚铭被天津市教育局分到天津70中学从事教育工作。他在中学任教的十几年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尤其以人代法，在客观上就决定了我国社会是个风云起伏、变化较多的年代。但无论社会上的思潮如何，朱祚铭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变，先做人后做事的原则不变，他相信我们的党，相信社会主义道路。用他最朴素的语言表达他最朴素的思想感情：“在当时的年代，我个人能做的事情就是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老老实实地做人，不求名不牟利。用党和人民教育给我的思想，学校培养和传授给我的知识及技能，去为社会服务，为培养和教育下一代，多做实事做好事，绝不做坏事，这是我在中学任教期间的指导思想。”因此他经常主动承担教学重担，改教其他的学科，真可谓“党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需要，就是自己的理想”，“时刻响应党的召唤”，“党指向那里就打向哪里”，因此，他在这十几年期间先后担任过生物、外语、物理、政治、化学等课程的教学。无论他教那一门课，都能刻苦钻研教材，认真备课，教好每一节课。他还做了多年的班主任工作，深知班主任工作的重要性，深知中学时期是青年们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所以他毫不懈怠，深入学生，深入学生家长了解情况，坚持每星期有三次走出校门，到校外组织学习小组，做家访，做调查研究。掌握学生在家里和校外的情况，结合学生在校内的表现，做好个别交谈，肯定成绩，鼓励上进，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都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效果，在学生和学生家长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受到学生家长的诸多好评。他曾先后多次被评为校级先进个人，区级先进教师以及天津市优秀教师，这也印证了“自古天道终酬勤”的名言。
　　自小平同志主动要求分管科教工作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展露了中国科技春天的到来，展露了教育界春天的到来，同时也是朱祚铭等科教工作者个人春天的到来，从此学以至用，“将军有了用武之地”。朱祚铭也于1980年初，专业归了口，被调入南开大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开始从事生物分子学的科学研究工作。1991-1992年间有一年的时间，他作为访问学者赴加拿大在麦吉尔大学肿瘤中心工作，在南开大学工作直至退休。在研究所里他除了承担科研任务外，还多年兼职研究所内的管理工作和社会工作，即除担任课题组长外，先后兼任过研究所办公室主任，所长助理，研究所党支部书记，以及研究所内研究生的管理教育工作等。基本做到了科研工作和兼职社会工作两不误。
　　在研究所期间他先后参加了国家攻关和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四项，主持或参加天津市重点攻关课题和自然基金课题六项。共取得省（市）部级科技鉴定成果七项。国内一级学术刊物、国际学术会议及国内专业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二十多篇，写有科普丛书一册《充满希望的酶工程》。他在工作中所取得的点滴成绩，都得到了组织上和同事们的充分肯定。他先后被评为校级优秀党员，校级德育工作先进个人，校级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校级优秀教师等等。
　　在取得的成绩面前，朱祚铭研究员没有一丝一毫的骄傲，没有一丝一毫的自满。他做到了“饮其流者思其源泉，学有成时怀吾师”的古训。他对宜昌一中的教学和宜昌一中的领导和老师们心存感激地说：“回顾自己走过的几十年道路，是极其平凡的几十年，并没有做出什么重大贡献，只是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一切，我之所以能在工作中取得一些点滴成绩，都是与我在青年时期党团组织的教育和学校的教育分不开的，特别是在宜昌一中学习的几年里，学校和各位老师们的教导，为我进入大学学习以及后来步入社会，打下了扎扎实实的思想基础，也是我人生观和信念形成的基础。并指导我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工作实践，使我终生难忘。”朱祚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强有力地证明了“镭”的发明者诺贝尔奖得主居里夫人的教导：“不管一个人取得多么值得骄傲的成就，都应该饮水思源，应当记得是自己的老师为他的成长播下了最初的种子。”
着实令笔者永忆难忘的是：朱祚铭的上佳人品。他的父亲朱诩今早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任团中央高职，在任中国青年出版社长期间，主持并出版了《红岩》、《红日》、《红旗飘飘》等系列红色丛书，在中国青年和广大读者中，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可谓一项巨大的贡献。而作为他的长子朱祚铭在宜昌一中与笔者同班的二年中，从未见他与班里任何同学红过脸。他生活朴素，待人诚恳，遵守纪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看不出其他高干子女一丝一毫的张狂和骄奢，完全是一派用真诚写真情的风貌。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他是我学习的楷模，也是我的半个老师。
　　笔者曾将上述这段话的内容与中科院原首席天文学家李启斌、定向爆破专家周家汉、粉末治金专家李祖德、北京医科大学免疫学教授邓鸿业、作家徐德瑞、海军某校副校汪绍熹等这些宜都籍的宜昌一中的莘莘学子们，一并写入了宜都清江明珠展览馆的展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