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资深的核专家
        他是华中科技大学的物理学权威
        他是中国核聚变电磁工程和大型脉冲电源技术的开拓者

潘垣：内心积蓄“核能”的院士
•商报记者 佟茜洁•

    不要让苦难在我的祖国重演

    记者问（以下简称“问”）：由于您工作繁忙，这次采访一推再推。您都已七十六岁高龄了，您的同龄人大多早已退休休息了，可是您还如此忙碌，您的身体吃得消吗？
    潘垣(以下简称“潘”)：我长年处于这种忙碌的工作状态，早已习惯了，如果一旦停下来,说不定身体反而会受不了。国家规定院士是可以不退休的。而我这样拼命地工作就是为了告慰我的母亲。2007年，母亲以94岁高龄辞世，我在她的悼词上写着“纪念母亲最好方式就是不断地为我的国家和人民工作，不要让苦难在我的祖国重演”。
    问:看来您与母亲的感情非常深吧？您个人的情感是如何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潘:是的，我两岁半时，父亲就去世了，我是母亲惟一的孩子，在旧社会，母亲没有改嫁，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她的一生都在为我奉献。母亲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无人替代。
我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童年时代都是在苦难中度过的。我的祖父是江苏扬州人，通过科举考试当上山西省一个县的县令，后来弃官从医，在宜昌市培心路开了一家名为“培心医院”的小医院。落籍宜昌后，祖父把在老家的祖母和身为长子的父亲接到宜昌。祖父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如果没有战难一家人会太太平平过日子。没想到我四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我们一家被迫逃难到长阳乡下，这时父亲已去世，祖母也在流离失所中离世，祖孙三人全靠母亲种菜、纺线、磨豆腐为生。
    我亲眼目睹着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他们吃牛肉都是用刺刀在活牛的屁股上挖一坨，非常残忍的。他们烧杀抢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一代人是经历过民族的灾难，有着很深的民族感情，而母亲又在苦难中把我抚养大，所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让苦难重演，要让我的祖国强盛起来，不再受欺凌。

    母校老师帮我选准人生的方向

    问：您这样四处逃难、东躲西藏的，是如何求学的？
    潘：虽说居无定所，但是我并没有耽误学习，每到一处，母亲都会安排我插班去读书。我在长阳的津洋口、资丘和夷陵区的三斗坪等三个地方都读过小学。我的母亲读书不多，但是很有教育意识，对我的学习十分重视。我看着母亲为了我求学如此艰辛，也自知努力，所以从小到大我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
    后来，我们回到宜昌，虽然是满目疮痍，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学习，我在省立第三中学读的初中，高中考的是当时的华英中学，解放后，合并入宜昌高中，也就是后来的宜昌一中。
    问：那您对您的母校宜昌市一中有什么印象？
潘：它是一所学习氛围浓郁、校风严谨的学校，教我们的老师非常敬业，几乎囊括了宜昌市所有中学老师的精英。我们的老师都有非常好的学历背景，因为在旧社会，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多是选择从教,通过教育来救国。譬如教我们数学的温汇满老师就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后来教我们数学的郑敦福老师，是武汉大学电机系毕业的；教我们物理的陈光勋老师，也是武汉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教我们化学的安庆云老师是齐鲁大学毕业的；教我们英语的王卓凯老师是北京大学毕业的。
    问：事隔半个世纪了，这些老师的名字您还记得清清楚楚呀！他们对您的影响大吗？
    潘：这群优秀的教师让我的一生都受益匪浅，他们救国救民的民族大义、忧国忧民的民族情怀以及严谨缜密的治学态度，都给我极大的影响,帮我选准了人生的方向。
    问：宜昌市一中明年就是建校整整一百年，作为最让他们骄傲的校友之一，他们将会邀请您参加百年校庆，您能回来参加吗？
    潘：这个不好说，如果有时间有机会，我一定会回来参加校庆。
    问：您的求学过程异常艰辛，这段经历培育了您的什么性格和品质？
    潘：一是艰苦朴素的品质。小时候，家境贫寒，我常常以柴炭为笔，大地为纸，演算学习。二是奋发向上的精神。几十年来，无论是在十年动乱时期，还是在艰苦的大三线环境，或是工作单位、岗位变动，我始终保持着充沛的进取精神，坚持在一线前沿。

    三峡孩子与电力有着不解之缘

    问：您有没有一个长期的工作计划呀？您能透露一下目前正在着手做哪些研究项目吗？这个项目将会有什么样的科技和现实意义？
潘：我现在考虑的主要是怎样发展我们的电机学科，我的主攻方向是在电机学科发展上，要把电机学科做成世界一流水准，所以现在就要做一些现代、前沿的思考。
    我研究的项目对人类有深远的意义，譬如说，核聚变，将会是未来的一个主要能源，以解决我们日益匮乏的能源问题。我们现在的核电站，就是利用原子弹爆炸后裂变产生的能量。核聚变，就是氰核裂变后产生的能量，把它控制起来，缓慢释放,为我们人类所用。同时，我们现在还从事再生能源的开发，如太阳能、风能等方面。我们不能完全依靠石油、煤炭这些能源，因为它们既是宝贵的化工原料，不能再生，也会带来环保问题。燃烧后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造成温室效应，加速冰山的融化，使得海平面上升，这会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所以我们这个学科，是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内涵的。我们现在必须从人类生存的战略角度来看、来发展这个学科。
    问：那您如何看待科技成果与转化成生产力之间的联系？您所研究那个领域在这方面做得如何？
    潘：要按照正常的规律来做，所谓的科学发展观，是要在客观世界的规律基础上，再去驾驭它、促进它、发展它，没有什么特殊渠道，只能是水到渠成的过程。
    有些东西你过于刻意，往往会速而不达，会造成科技工作者的浮躁情绪。有的科学研究，在当时并没有带来效应，但是事隔多年后，它的用途才会突现出来，甚至会给人类的科技发展带来意想不到的推动作用。举个例子，以前有一个叫布尔的数学家发明了“二进制”，在计算机没出来时，谁都不知道它会有这么好的用途，不过,现在“二进制”成为计算机的基础数学。再如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其中有一个质能转换的公式，提出物质可能变成能量，以前的观点是物质不灭论，当时并没有看出什么用途，后来的原子能、核能等，都是根据这个原理来的。我们搞科学技术，不能急功近利。我们现在有些地方的领导人，过于希望我们的科技马上转换成成果，这是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的。现在我们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在学术界也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这是我们国家的福祉，但是科学发展观是要真正地学习到、思考到，而不是简单地去搞形式做表面文章。
  问：您最初学的专业是电力,您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请问您事业的转折点又是什么？
    潘:我的学校就坐落在长江岸边，壮丽的峡江，奔腾的江水，让我从小对水产生一种天然的亲近。上中学时，我的老师专门给我讲过一位美国水利专家萨凡奇的故事，这位一生热心三峡水电工程的外国人，深深地感染着我。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立下志愿，希望将来能为祖国的电力事业有所贡献。1951年，我如愿考入武汉大学电机系。
    大学毕业才两年，我在武汉电管局中心试验所就被任命为高电压组组长。一年后，也就是1958年8月，我被挑选进入非常保密的当时第二机械部，部长就是非常有名的宋任穷，从此开始了我一生为之追求的事业——受控核聚变。这是一项全新的专业，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这个专业，也没前人干过。
    不久，我被分配到著名的研究学府——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就是鼎鼎有名的大科学家钱三强，他是居里夫人的学生，在这个所里，我受到的熏陶和严格的要求，决定我的人生能够在科学研究上达到一个高度。

    搞科学研究要有一股“咬”劲

    问：请问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什么？
    潘：理论物理的权威彭德伍先生给我们作报告时说，做科学研究第一位是选题，题目选对了，就成功了一半，这给我很大的启发。做科学研究，关键是选准方向，然后执着地沿着这个方向去努力，锲而不舍地去追求。
    我的座右铭是郑板桥的那首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做学问，真是需要“咬”劲！
    问：有媒体报道说您是“不靠拉选票”的院士？
    潘：我是1997年被评选上工程院院士的。在评选时，当时有不少老师和朋友劝我去拉拉关系，拉拉选票。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不喜欢搞歪门邪道。后来我评上院士后，我的朋友都说我是靠实力获得的。
问：两院院士是通过什么方式产生的？标准是怎样的？程序是怎样的？
    潘：两院院士一般有三个渠道，一是通过单位推选到省部级部门，这是最主要的渠道；二是通过学会，层层推荐到科协；三是由三名以上的院士共同推选。推选上来的人员通过资格审核，最后成为合法的候选人，然后再通过两轮院士投票选举讨论，每一轮要选几次。譬如说工程院今年是选举年，我们6月23日到7月3日，进行为期一周的选举，选出的人选进入第二轮，第二轮在11月份进行打分投票，最后确定正式候选人，正式候选人是正常名额的1.2倍，正式候选人经过最后一轮的筛选后最终才确定下来。
    评选标准非常详尽，有几本书。简单来说，我们工程院院士就要求在重要的工程和工程科学研究领域内，取得创造性的成果，作出重大的贡献。
    希望为宜昌的发展建言献策
    问：您的学术成果，对家乡宜昌的建设起到哪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潘：我曾经做过一个灭磁，在三峡工程上有应用。我们最近正在研究三峡70万机组的开关，由于这个电流太大，一直靠国外进口。他们进口的是美国ABB公司出品的，售价高达1000万美金，如果我们能够自行研究解决，不会超出一两千万人民币。
    问：家乡在您的印象中是什么样的？培育了您哪些品质？
    潘：宜昌山清水秀，气候也很好，我跑了很多地方，觉得宜昌气候是最怡人的。宜昌人很朴实很善良，我们逃难在长阳时，当地很多老百姓都帮助我们。为了生存，我的母亲学着养猪，当地的农民教母亲怎样识别猪草。当地的百姓还给我们送来一种用嫩玉米做成的浆粑粑，非常香非常好吃的。
    淳朴的民风和善良的人民，也让我养成善良的本性，在屡次运动中，我宁可自己承受压力，也从来没有整过人。
    问：您经常回家乡吗？您对家乡的发展有什么好建议吗？
潘：我非常关注宜昌的发展，每次在报纸上和电视上看到宜昌，总会多留意几眼。每次我回宜昌，总是来去匆匆，多半是在三峡工地上考察和开会。我期待着宜昌有更好的发展，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到宜昌进行实地考察，然后对宜昌发展提出意见，现在还没有调查，不敢乱说的。

    潘垣 男，1933年生于湖北宜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磁约束聚变技术、高功率脉冲电源技术专家，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ITER中国专家委员会科学顾问，国家重大专项惯性约束核聚变点火装置专家委员会委员。
    1951年，潘垣考入武汉大学电机系。1953年，由武汉大学转到华中工学院电力系继续自己热爱的电力专业学习，1955年毕业。
    1956年,他在武汉电管局中心试验所被任命为高电压组组长。1958年8月，他被挑选进入著名的研究学府——原子能研究所，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为之追求的事业——受控核聚变。
    1969年，他奉命调赴三线，参加二机部西南物理研究所的创建工作，参与制订二机部的核聚变发展规划，率先提出调整研究方向重点转向托卡马克途径的建议。随后负责完成中国环流器一号HL－1的工程方案设计，参与完成物理方案设计。作为总体副组长负责总体电磁工程、脉冲电源与控制系统，并参与主持完成HL－1的研制建造。
    1982年，晋升高级工程师。
    1983年后，他被调入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所，先后任研究室主任和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并继续从事受控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研究，主要有HT－6M托卡马克电源与控制系统升级改造、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改善托卡马克等离子体磁约束性能的新理论和新途径”等。
    他还成功地将阶段性聚变技术成果开发应用于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取得多项成果。在此期间，他先后应邀在大型托卡马克JET（欧共体）和中型托卡马克TEXT－U（美）从事研究工作。1986年，他晋升研究员，并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8年，他转入教育界，在华中科技大学任教授，并担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名誉院长等职。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和核工业部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多项；共获专利15项，其中获中国专利优秀奖1项。2008年当选为武汉大学杰出校友。
  因为出生在长江边，他选择了电力专业，因为选择电力，他受命探索新能源领域的研究。他是中国最早一批的核专家，从事着前无古人却福泽后人的学科研究。潘垣，这位站在科学前沿的院士，就像他所研究的领域一样，内心似乎积蓄着不可思议的“核”能量。
    从武汉到北京，从实验室到教室，年届七十六岁的潘垣院士日程表永远是满当当的。面对家乡记者的采访邀请，他还是挤出时间欣然接受。4月28日,记者来到坐落在华中科技大学校园内的院士楼,见到潘垣院士，他身材硬朗、神采奕奕，比实际年龄看起来年轻多了。采访中，他思维敏捷、谈吐儒雅，时有智慧的光芒藏于朴实的话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