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三峡之子向文海，英年早逝已34年了。他在宜昌一中（1959年毕业）学习时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总是挥之不去，驱之不散，他刻苦学习的精神，坦诚宽厚的待人态度，他简朴生活的模样，尤其他敢于丈义直言的品德，令69岁的笔者至今难以忘怀。可谓“岁月悠悠，往事历历，窗友深情，铭刻心里”。

    1969年8月6日中午，在田间劳动收工后到一班（安徽凤阳县系教育部五•七干校六连，当时学习部队建制），看到五班五七战士王海华边看报纸边流眼泪，我顿生疑问，快步走进一瞧，是人民日报粗黑大字标题《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优秀战士——向文海》。我惊呆了，他不就是我的同班团支部书记向文海吗？我也禁不住眼泪直往下流，可脑子里又总是往好处想：庞大的中国，同姓同名者众多，他不一定是津城宜昌一中人。

    向文海驾鹤西去后，新华通讯社通讯员、新华通讯社记者、天津日报记者采访写作了万余字的长篇通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优秀战士——向文海》，人民日报各省报等登载或转载了此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向国内和全世界的听众播发了这篇重要文章。笔者认为在我辈同窗好友中，能受到党中央报刊、国家通讯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如此高度评价者，惟向文海雄踞第一，不愧为当年我国教育战线上一面旗帜和典范，不愧为我们学习的楷模。他的高风亮节、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奋力抢救落水者的崇高品格，确是一名“货真价实”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一名宜昌一中老师教书育人成果中的佼佼者，是大宜昌人的光荣。

    同窗友谊的篇章总是书不完，我对他人格魅力的尊敬之情，也难以言表，总觉得他还是工作、生活在我们这个大群体之中。我决心将他可圈可点的业绩，集录在《骄子雄风三峡来》一书中。但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前进，国家在发展，人们的人生观、社会观、价值观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也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笔者作为新华通讯社的一名普通编辑，不得不在既尊重历史，又不脱离现实的思想指导之下，对33年前我的同仁追忆向文海的长篇通讯报道进行忍痛割爱、删繁就简，但又不能损伤原文的中心思想和基本内容，特将改后的文章集录于此，以表笔者这个当年三一班班长的窗友情，和至今未忘班团支部书记的好友同窗的心愿，告慰文海的在天之灵。

（作者：杨兴政）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优秀战士——向文海”
（《人民日报》1970年 8月5日第三版）

    在天津市的教育战线上，广泛流传着向文海同志无限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光辉事迹。广大师生无不为他一心为革命的高尚品质所感动，无不为他奋斗终生的革命精神所鼓舞。人们热烈地称赞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好榜样，优秀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向文海同志生前是天津临潼路中学政治教师，革委会主任，党支部副书记。他因为患晚期肝硬化，于1970年年1月11日不幸逝世。他在生命垂危时，念念不忘党和毛主席。他把前来看望他的工人同志和师生叫到床前，，用他那微弱的，但是充满革命精神的声调说：“同志们，咱们一起唱《东方红》……”

    向文海短暂的一生是学校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

    1963年9月，向文海带着这样的决心来到天津临潼路中学：

    “把自己的毕生献给党的教育事业，他要在青少年一代中用毛泽东思想培养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在万恶的旧社会，向文海从小受地主压迫。他一家五口人，只有一亩七分二土地，一年到头，拼死拼活，还糊不住口。爸爸当佃户，还得出外给地主打短工；姐姐在地主家洗衣做饭，当牛做马：哥哥被逼得逃到外县扛长活……。就在向文海六岁那年，受尽熬煎的妈妈连饿带病，含恨死去了。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十二岁的向文海背起竹篓去砍柴。他肚内无食，衣不挡寒，爬到半山腰，举刀砍一个树权时，手一颤，一刀砍在自己的右膝盖上，一寸多长的刀口喷血不止。三个月后，他的下肢成了畸形。

    向文海是在苦水中泡大的穷孩子。

    1949年，他的家乡——湖北宜昌县红岩厂村解放了!向文海一头扑进党的怀抱，从心窝里感激：救命恩人毛主席。住在向文海家的县武工队同志教他懂得：在旧社会受苦受难，不是因为山穷，不是生来苦，苦根全是阶级的压迫，苦根全因为劳动人民手里没有权。十六岁的向文海懂得了革命的道理，积极投身到了火热的清匪除霸斗争中去。贫下中农无比信赖这个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好后生。当他刚满十八岁的时候，全村贫下中农选他当了村长。

    向文海当了村长。他从实际斗争中，深切感到掌权需要笔杆子。一次，农会主席易仁德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没文化苦哇!政治上翻身，也要文化上翻身！文海，你得下决心学习啊！”

    这是劳动人民的期望。向文海带着贫下中农的嘱托，到端方溪镇去上小学，然后跨入中学。他从进入学校那天起，就立下为建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学的志向。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向文海每逢假期或有其他机会，就到建设工地、农村去参加修筑公路，或农业劳动。 1958年，毛主席发出教育革命的号召，向文海闻风而动。他在学校发起组织了第一个勤工俭学小组，成为全校的“勤工俭学积极分子”、“红旗青年”、“钢铁红旗手”。    

    1959年6月24日，向文海在火热的斗争考验中，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八月，向文海从湖北家乡，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系。

    向文海把接近工农，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当成是到劳动人民中间取宝。他在轧棉厂的车间里，扛棉花包搞搬运，虚心学习工人阶级的品质；他在周口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做社会调查，积极投入火热的斗争生活；他在长沟公社农业劳动中，隆冬三九起圈肥；他在水库工地上，和贫下中农在一起，推土车健步如飞……向文海把根深深扎在工农中间，与劳动人民心心相连。

    “只要我一天不躺下，就要拚命工作。”向文海为革命工作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意志，与肝病作了十年的斗争，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精神境界。

    向文海曾经这样说过：“一个革命者的生活目的，应该只有一个，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他的遗物里，有一封远方来信，上面写道：“向文海同志：虽然很久未通信往来，但你的形象，仍常在我的脑海中浮观，尤其是每当我乘船逆江而上，路过白水溪时，更是难忘你曾冒着生命危险，毅然跃入江中，抢救我的那种英雄行为！……”这已经是十七年前的事情了，然而谁也不知道。

    同志们称赞向文海是走到哪里就为人民服务到哪里。但他做了好事，从不向人说。他的病情怎么样，更是从不向人说。

    1969年10月，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他和广大师生深入工厂、农村接受再教育，晚上还要回校研究整党建党工作。那时，向文海的肝病已经很重了。同志们关心地说：“老向，你面色不正，象是浮肿了，可得注意呀!”向文海若无其事地说：“嗯，我最近是胖了。”

    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向文海的肝炎从那时就开始恶化了。

    一天，一个教师偶然发观：向文海的肚子鼓得圆圆的，老大，上面深深地横勒着一条粗绳子——他长腹水了。眼见这般情景，那位教师感动得哭了：“老向啊，老向!你是豁出命来工作啊!”这位教师立即把向文海的病情报告给党支部。

    党支部马上作出决定：让向文海同志停止一切工作，休养治疗。

    向文海说：“只要我一天不躺下，就要拼命工作。”

    就在这“停止一切工作”、“休养治疗”的日子里，他一天也没有离开战斗的岗位，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工作。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1969年12月26日晚上，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会议，研究教育革命的问题。向文海来了，同志们一再催他回去，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哪能不参加党的会议!”他认真听完每一个发言，然后发表自己对教学工作的意见。他那坚毅的声音，激励着同志们搞好教学工作的决心。人们哪里知道，这却是向文海最后一次参加党的会议啊！

    向文海的病急骤地恶化了。12月30日，在看病回来乘坐的公共汽车上，向文海忽然大口大口吐血了，司机立即掉转车头，把他送到南开医院。经医生会诊，结论是：晚期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并发食道静脉曲张破裂大出血。

    病危消息传到临潼路中学，学生们，教师们和干部们都纷纷跑到医院要求输血。他们说：“宁肯把我们身上的血抽干，也要救活向文海!”医院党组织立即组成抢救小组，投入战斗。

    手术后，向文海刚从麻醉昏迷中清醒过来，第一句话就说：“毛主席……”。向文海和父亲已经八年没有见面。一天，这位老贫农闻讯赶来看望儿子。护士心里想，向文海若是知道父亲来了，该多么高兴啊，就急忙跑到床前，问他：“老向，你最想谁?”向文海睁大眼睛，深情地连续说了三遍：“我最想毛主席!”

    向文海见到久别的父亲，他没有讲自己的病，也没有讲一句家务事，只是告诉父亲说，党和毛主席是怎样把他培养成一个人民教师和共产党员的。党给予我的是：“恩情似海深，恩重大如山”。最后，他父亲问他病怎么样了，向文海说：“我一切很好，您放心吧……”

    南开区党组织负责人和有关领导同志赶到医院探望他。党组织负贵人紧握着向文海的手亲切地对他说：“向文海同志，你工作得很好。你是党的好党员、好干部。……你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养病。”

    向文海望着党组织负责人说：“感谢党的关怀。我没做什么工作，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有百倍信心，战胜疾病，再继续为党工作。……”

    向文海同志逝世了。

    人们对他的死感到万分悲痛!但是，人们更为党的教育战线上出现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而感到无比自豪。向文海同志的精神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激励着人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