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一中，曾是我少年时的梦想。1965年那个难忘的夏末，当我拿到一中的录取通知书后，曾写过一首诗，描摹我当时的心境：“宜昌一中，是我少年时的一个梦，那个梦是天蓝色的，洋溢着青春、遐想和憧憬。我常梦见海鸥在飞，还有白色的帆，在蓝色的大海上，骄傲的破浪前进……”

那时的天空很蓝。

其实，作为宜昌著名的学校，一中是很多宜昌学子的梦想。有人曾说宜昌一中是宜昌的最高学府，似乎过誉，但转念一想，宜昌虽然后来也有了几所大专、本科院校，但论其在宜昌教育史的地位和宜昌的社会影响力，一中真还名至实归。2011年，一中百年校庆时有一句宣传词“千年文脉、百年一中”比较准确的概括了一中的历史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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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宜昌一中的历史发轫于明弘治七年（1494年）为纪念晋代文学家郭璞所建的“墨池书院”和明嘉靖八年（1529年）为纪念宋代大文学家、曾任夷陵县令欧阳修开设的“六一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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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池书院”之名源于宜昌老地名墨池。墨池相传为晋郭璞和宋苏轼曾经洗砚处。史载：郭璞（公元276年-324年），字景纯，西晋名士，文学家、训诂学家、风水学者。西晋建平郡（现秭归茅坪镇）郡守郭瑷之子。郭璞在宜研学讲道多年，宜昌现存古迹如天然塔、尔雅街、墨池巷均因郭璞而名。

郭璞曾花18年时间为中国辞书之祖、战国至西汉时巨著《尔雅》研究注解，在夷陵筑“尔雅台”，写成《尔雅注》。南宋名臣、文学家范成大《吴船录》载：夷陵“有尔雅台，相传郭璞注《尔雅》于此，台对一尖峰，曰郭道山，景纯所居也。

”郭道山即今磨基山，相传郭璞精于阴阳五行，曾于山上结草为庐，修学研道。宋大诗人陆游《入蜀记》亦载：“尔雅台者，《图经》以为郭景纯注《尔雅》于此。”尔雅台附近有一小池，郭璞注《尔雅》时长年于此洗砚，至水墨色，故名“墨池”。如今尔雅台与墨池均不复存，尚有地名“尔雅街”“墨池巷”为其遗踪。如此算来，墨池之渊源距今已逾千年又七百余年矣。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史载：宋嘉祐元年（1056年）三月，苏洵携其二子苏轼、苏辙由渝乘船顺江而下，过三峡抵峡州（即现宜昌）。因慕唐时大诗人白居易、白行简、元稹同游三游洞之雅兴，亦雇人带道一路极为艰辛终登临三游洞，父子三人感叹之余，均留下精彩诗文，付与亭吏镌于洞壁。此即为“后三游”。苏轼此次来夷陵盘桓多久，是否亦慕郭璞之名到“墨池”洗砚，尚未见典籍记载，也许是民间一种美丽传说，但三游洞因“三苏”游及其精美诗文而名噪一时倒是不争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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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祖籍江西庐陵（现江西吉安），尝自称“庐陵欧阳修”。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开一代文风之文坛领袖，曾任夷陵县令，后官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兵部尚书。晚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后世称“欧阳文忠公”。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及第，景祐元年（1034年）授官宣德郎，任官阁校勘。景祐三年（1036年），29岁的文学愤青欧阳修为范仲淹因改革被贬鸣不平而大骂谏官，作《上高司谏书》，因而获罪，被贬夷陵任县令。

欧阳夫子在夷陵任上时间不长（景祐五年转任乾德县令），但此番逆旅却成为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清文学家袁枚对此曾有著名论断：“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况有文章堪润色，不妨风骨露崚嶒。”史载：欧阳修举家迁居夷陵后，将其好友、峡州知府朱庆基为其所建居所命名为“至喜堂”（即现宜昌东门欧阳修公园所在地），喻即至而后喜，并作《夷陵县至喜堂记》。亦赠诗峡州判官丁元珍，诗曰：“春风疑不到天涯，山城二月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流露出他面对逆境和挫折时的不甘屈服、奋发向上的精神。

据清《东湖县志》载：欧阳修到夷陵后深入民间、体察民情、“教民礼让”、提倡人畜分居，改变简风陋习，并广植树木，亲自动手整理官书薄籍，逐渐从一个热血文学青年向一个成熟睿智的文学家、政治家转变。《欧阳文忠公全集》凡766篇诗文，直接涉及夷陵的就有140篇，其中在夷陵所写诗近50首、文章近30篇，占总篇目20%以上。包括《夷陵九咏》、《黄杨树子赋》、《戏答元珍》以及《易童子问》、《诗解》、《峡州至喜亭记》、《春秋论》等著名诗文，尤其在夷陵开始蕴酿撰稿的《五代史》更是成为中国二十四史中的一部重要史书，正如其门生、著名文学家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所言：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欧阳修在夷陵著述之多、文笔之美应是古往今来到过夷陵之文人学者之最。

此三人对于宜昌文化影响深远，后世之人莫不呈追奉仰慕之心。明弘治七年（1494年）夷陵州牧陈宣在墨池原址建“墨池书屋”，清康熙年间夷陵知州宗思圣改建为“墨池书院”，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峡州知府陈伟重修增制，至道光八年（1828）

知府程家颋倡导乡绅捐资3万贯，“拓旧基而广之”，建讲堂三楹、阁三楹，崇奉祀、藏经斋72区，又购书2000余卷，并刊章程及学规，至此，学院已颇具规模 ，“郡诸生会课于墨池”，成为当时东湖县（即夷陵）胜迹之一。清吴省钦曾有《墨池书院》诗云：“精舍依尘市，莘莘学子居。竟传云右客，勤课右军书。叶润蔬添圃，花繁菊照庐，若为春候暖，涨墨染池鱼。”可见墨池书院之盛。清同治三年（1864年）墨池书院与六一书院合并。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停科举，兴学堂”，应湖北都督张之洞“欲办新学，先设师范”之准奏，宜昌知府齐耀珊将“墨池书院”改建为“宜昌府初级师范学堂”学制5年，1909年师范停止招生。清宣统二年（1910年）“师范学堂”正式改建为“宜昌府官立中学堂”，宜昌第一所公立学校面世，成为宜昌现代教育史之滥觞，亦是宜昌一中百年历史之开端。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9年），夷陵知州李一迪建“六一书院”以奉祀欧阳修，并课士其中。其后夷陵知州姚宗尧为督促学子，在六一书院立碑并撰文示教“其在州课士犹勤”。六一书院崇尚先贤欧阳修，学子入院俱颇用功，先后出现王篆（宜昌人俗称其王天官）、刘一儒、左应麟等著名官员，以及雷思霈、郭维藩、刘勘之、刘襄之、文安之等著名文人，名噪一时。明末清初，夷陵战乱，六一书院校舍尽毁，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夷陵知州宗思圣主持重修六一书院，选址在当时东湖县城东门外四贤街。重修后的六一书院建讲堂三座，另依山建楼阁一座，曰“四贤堂”，供奉欧阳修、苏轼、苏辙、黄庭坚。以后因战乱又屡毁屡修，同治年间其生员拨入墨池书院，至此，六一书院与墨池书院完全合并。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东湖知县熊宾奉在六一书院原址建东湖县高等小学堂，那是后话。

从1910年宜昌官立中学堂始，至1954年定为“湖北省宜昌第一高级中学”，110年来学校15次易名，7易校址，但万变不离其宗，墨池书院和六一书院钟灵毓秀，先贤圣者高风懿德及其深厚之文化底蕴，给了宜昌一中源源不断的润泽与滋养。

1965年9月，我来到一中。在此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

1965年7月15号，在六中考完中考，当晚，我就信心满满去解放电影院看了苏联二战电影《攻克柏林》，7月17号学校组织毕业班讨论“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要求同学们都要写下乡申请书，天真的我没当个事，心想我怎么可能考不上高中？我不需要两种准备。填志愿时，我只填了高中，依顺序是：一中、二中、四中。道理很简单：我的最终目标是大学。8月8号，返校开会，再一次动员下乡，我还是云淡风轻，没从心里过。8月9号下午，班上黄同学到家来告诉我，他收到一中的录取通知书了，问我收到没有，这时我才着急。

那天晚上，平生第一次有点失眠：老在想，问题出在哪了。第二天一早（8月10号），有班上柳同学来家，通知我去学校班主任处，并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她看到我的一中录取通知书了，但叮嘱，千万不能说。弄得我一头雾水。等我急急忙忙跑到学校，班主任老师一脸严肃，问我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写“下乡申请书”，并告诫：写不写是态度问题。因为有早上同学的“告密”作底，我立即态度诚恳龙飞凤舞草就“下乡申请书”，接过我的“申请书”老师忍不住笑了，打开抽屉拿出录取通知书递给我：“本来昨天就要给你的，全班这么多同学，就你没写下乡申请书，故意嚇嚇你。”话未听完，我就拽着通知书跑了。回家告诉母亲，她只淡淡地说了句：来了，好。

到一中的第一课是到窑湾劳动。十天的下乡劳动很快过去了，九月中旬，我们终于开始了梦寐以求的高中学习。第一堂语文课，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袁老师在黑板上工整地写下了第一篇作文题目《迎接新的生活》，记得我当时在作文第一行就写到：新的生活开始了！后面打上了大大的感叹号。少年意气，跃然纸上。梦想的翅膀似乎开始要展开了。

进一中后一个最兴奋的发现是：图书室大，书多。我第一件事就是办了个借书证。虽然是硬纸油印，但对我弥足珍贵。从此开始了我如饥似渴的黄金读书时期。我粗略回顾了一下，从进一中到文革开始，我大约看了二十几部小说以及散文集、诗集。现在能记起的有《圣地》、《大波》、《聊斋志异选》、《六十年的变迁》、《死水微澜》、《风雷》、《花的草原》、《香飘四季》、《阳光灿烂照天山》、《前驱》、《逐鹿中原》、《钢铁巨人》、《艳阳天》、《醒了的土地》、《边疆晓歌》、《金色的群山》、《茶花女》、《牛虻》、《机器岛》、《海底两万里》、《高老头》、《契科夫短篇小说选》、《诱拐》以及《风雪之夜》、《海市》、《红玛瑙集》、《二月兰》、《风帆集》、《北极星》、《洪波曲》、《普通劳动者》等等。这些书籍，开阔了我的眼界，让我看到了从学校望出去的另一个世界、历史和人文。

一中还有一个阅读的好地方：理发室。不知哪位好心人在这里放有《知识就是力量》等杂志，我经常中午就溜去，几乎一期不落都看完了。

此外，班上同学也大都爱看书，彼此交流借阅，扩大了我们的阅读范围。记得一个同学借我一本《千家诗》，还有一本叶楚伧主编的《唐诗宋词选》，虽然是小字竖排，但仍让我爱不释手，好些古诗词佳句，我都是第一次在这本书里读到。高一那段时间，我读书已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学校周日放假，住读的同学一般都是周六下午回家，周日晚上回校参加晚自习。为了腾出读书的时间，我经常是周日中午回家，晚饭后即返校，这样周六晚上和周日上午，我就有了大把的读书时间。

当然，由于那时政治气候的影响，我们看到的书的范围还是比较有限的。记得从《大学春秋》里看到关于《红与黑》的争论，我就想把《红与黑》找来看看，可哪里找得到，说来可怜，我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看到这本书。

美丽的一中新校区     汪晓国/摄

学校语文组经常油印一些好的文章发下来，补充我们的阅读。《水的赞歌》、《“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等好文章，我都是从这些油印物上看到。1966年3月下旬，语文组印发了一篇文章《书，我爱你》要我们讨论。那时，开学不久，学校正组织学习1966年《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并轰轰烈烈开展学王杰运动，所以在讨论中自然分成两种意见：肯定文章的自不待言；批判方的主要观点指文章没有分清爱的是无产阶级的书还是资产阶级的书。讨论中我发了言，我指着教室墙上张贴的高尔基的名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说：高尔基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他也没有说只有无产阶级的书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众一时哑然。稍后，我补了一句至今还让我后悔的话：“不能吹毛求疵”，这一下可炸锅了，有同学就义正辞严/义正词严地批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从政治的角度分析问题怎么是吹毛求疵？这是立场观点的问题。这一回，轮到我哑然了。最后，还是班主任打了圆场：各种观点都可以讨论嘛。

那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仅仅两个月后，文化革命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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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9月的一天，班主任突然郑重地递给我一份大红的征稿通知，原来是校刊《朝阳花》国庆16周年征文。我当时有点受宠若惊，因为这好像是我平生第一次收到征文函。为了写好这篇征文，我还专门回去六中，请教初中时的语文刘老师，他告诉我：这类征文一般都会热情激昂，你要想脱颖而出就要独辟蹊径，他建议我从个人的成长体验中去写建国十七年来的巨大变化。我很用心的写了十来页，投稿后，没有选上，入选的还是那些热情奔放像抒情诗一样的文章。好久以后班主任无意中告诉我：评委老师认为我那篇作文流畅细腻、但“格调不高”。即令这样，这次投稿还是极大地激发了我对于写作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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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后，办班刊《接班人》，我和熊同学被选为编委。一天，班主任对我讲：要提高写作能力，光靠每周一次的作文课是远远不够的，班里准备给爱好写作的同学办一个“习作园地”，就由你来主办。我当时很兴奋，正好看到一份文学杂志上有个专栏叫“雨催花发”，极为欣赏，就将本班的“习作园地”命名为《雨催花发》，并连夜写好“发刊词”。过了两天，班主任对我说：“雨催花发”意境很好，但想来想去，还是叫“笔枪集”吧。我猜想，老师大概是想用鲁迅先生“文学是匕首、是投枪”的意思，增加战斗性，这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

很快，一本用方格稿纸装订的《笔枪集》习作园地就挂在教室墙上。同学们自由投稿，互相观摩学习。可惜，后来由于临近期末，学习紧张，投稿减少，慢慢就落满了灰尘。我主办的第一个习作园地就这样夭折了，但它给我带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它让我逐渐养成了多思、勤写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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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还有一个好传统，每逢周六，经常会在“阶梯教室”举办小型的周末晚会。有老师和同学自编自演的小节目。我在这里听过《欧阳海之歌》《南方来信》的朗读，欣赏过《雷雨》剧本片段,听过多声部的小合唱《太行山上》,还有难得的对前苏联著名小说《叶尔绍夫兄弟》的文学讲座等等，阳春白雪，百花齐放，让我们这些刚跨进高中的小青年耳目为之一新。当时一中成为宜昌学子向往的学校，委实不虚。记得学校曾在大礼堂演出过一场话剧《一百分不算满分》，那场景、那台词，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专业水平。

一中人才荟萃，老师大都亦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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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老师班主任袁老师，广东人，袁崇焕后裔，年轻漂亮，文学功底极深。她有一种我们可以感觉到的贵族气质：知性、优雅、卓尔不群，但又极其善良。

语文宋老师（他不带我们班），一个精瘦的小老头，人极风趣，常爱穿一件姜黄色的灯芯绒夹克，并神侃：这是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时听胡适讲课时特地买的。一次，我向他请教古典文学课程，他大智若愚地告诉我：读古典文学一开始不须字斟句酌，先要反复诵读，读得烂熟于心，再来看字句就容易了，“我还不认字就会背《岳阳楼记》，会认字后就全懂，一辈子都忘不了。”

立体几何课裘老师，一个端庄沉稳的女士，据说是名牌大学法律系高材生。她上几何课，像在法庭陈述一样，抽丝剥茧侃侃而谈，很受学生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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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中这种良好的学习氛围中，我们这一届新生进步很快。我秉承家里父母的教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习的主要精力放在数理化上。那时。我最大的乐趣是解难题，为此，还专门订做了一本《难题集》，每当一个难题被我拿下，心里别提多舒畅。功夫不负苦心人，高一年级上学期期末考试，我的成绩：政治75、语文80、外语86、代数98、立体几何88、物理100、化学94.母亲看了成绩单，只说了句：语文怎么才80，太低了。几十年后，班主任曾对我说：那时为了严格要求你们，就把你们作文分数压得很低，原想到高二时再多鼓励，没想到命运没有给我这个机会。我对老师说：恰恰因为当时你在写作上给我们的压力，才让我们一辈子受益匪浅。

1966年春节前后，一部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小说《大学春秋》开始在同学间热切地传阅。（上卷，载《收获》1965年第6期）一个朦胧的大学梦在我们尚且稚嫩的心中荡起了美丽的涟漪。书少，看的人多，据说有些同学都是夜里，躲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明看完的。五十三年后，2019年4月，在北京朝阳公园春季书市上，我看到一套《收获》1965年全年精装合订本，与老板砍了半天价，以160元拿下，因为里面好些小说、散文正好伴随了我们初三到高一这段时期，比如《大学春秋》、《欧阳海之歌》《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等等，很有年代感。

后来，我又看了一遍《大学春秋》，觉得艺术上一般，受当时文艺“主题先行”左的影响，人物有些概念化。但这一点都不妨碍当初小青年们的追捧，这本小说无疑是给我们相对封闭的教室生活，打开了一扇窗，吹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

1966年四、五月份，高三的同学进入紧张的高考复习冲刺阶段，与此同时，各大学的招生简章、简介，也在校园里张贴、悬挂，这些花花绿绿的纸片像一面面彩旗，晃动着我们的眼眸，搅动着我们的美梦。可是，这一次的心灵悸动注定将成为我们高中求学生涯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1966年6月6日，学校两位老师贴出了一中第一张大字报，6月14日，我们的班主任被关进“训练班”，6月24日，全校铺天盖地大字报，批判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满头白发的童校长。文化革命开始了、停课了。我们的一切美好的梦想，像可怜的纸船，撞到了陡峭的政治礁石，撕碎了。我当时有些懵，不明白好好的世界为什么突然就变得如此剑拔弩张，我有一种极不好的预感，只能选择沉默，可惜，我的沉默正如后来班上有同学批判我说的那样，是“心虚的表现”，不久，我和我的家庭也成了“运动对象”。

多年以后，我曾经想过，当年北大聂等人，以“革命的名义”张贴出来的其实不是“第一张大字报”，而是一群扭曲的灵魂，用邪恶的手打开了可怕的潘多拉盒子，放出了动乱，暴行、残忍与灾难，断送了千千万万青少年求学的权利与梦想，毁掉了这个共和国正在蒸蒸日上的繁荣与振兴。这些人势将被永久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们的高中生涯就这样可怜地被结束了。

学业毁了，梦想没了，剩下的就是无休止的折腾、动乱，再折腾、再动乱，直至几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下乡之始，我班的一位同学，张贴出鲜红的“下乡申请书”，不无诗意地呼唤：农村需要我们，我们更需要农村！多年以后，我跟他提及此事，他怅然良久，然后苦笑道：政治利用了我们的无知。

从1966年到2021年，整整五十五年过去，我们都老了。当年校园青青草，如今零落秋叶黄。当我们回首高中生涯时，才不无伤心的发现，我们青春时代的最大缺憾，是学业的不幸中止。在最好的读书年华，却被剥夺了读书的机会。历史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的创伤，是永远无法抚平的。虽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通过不同的方式，上了大学，拿到专科、本科、甚至硕士研究生的文凭，但正如我一位学友调侃的：就像二婚、三婚，虽然也是婚姻，但早没了初恋初婚的那种憧憬和激情。

人生是条单行线。

2020年8月8日，为筹办一中110周年校庆，我受邀去一中新校区参加校友会。占地324亩，宽大整洁、美丽舒适的新校区使人惊奇甚至震撼，尤其是那座古朴厚重的“墨池书院”建筑，真是匠心独具，一下把历史、现实与未来紧紧联系在一起，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那天我和2020年宜昌的高考状元小蔡等几个小校友交谈合影，小蔡同学一番话让我感触极深：宜昌一中是梦想的摇篮，如何放飞梦想还要靠我们自己不断地努力。真羡慕这些小朋友们，赶上了一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好时代。

也是这一天，我偶遇了五二届的老校友张先生，这位年近八旬的天津大学的高材生，退休了，还在孜孜不倦的研究新能源锂电池的组合与应用，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相隔一个花甲的一老一少两位一中校友，似乎在告诉我：

人，总是要有梦想的。（2021.03.20.于宜昌）

作者简介：余晨扬，老宜昌人，下乡知青，后来进入化工系统干了40年。退休前是宜化副董事长、副总经理。闲暇之余写点小文章，自娱自乐，同时亦希望为保留老宜昌乡愁尽绵薄之力。愿与有共同爱好同仁互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