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德瑞，男，1937年11月30日出生于湖北省宜都市红花套镇渔洋溪村，中共党员、作家、民间文艺大师。曾任河南省光山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光山县卷》主编及《弦歌》文学月报主编。现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杂文学会会员，信阳市《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编纂委员会成员，并被授予“信阳市民间艺术大师”。
    解放前在家乡读小学，1953年随家兄到宜昌市读完初中和高中，1959年夏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分院（现武汉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毕业后于1963年分配到大别山革命老区的河南省光山县工作至今。
    参加工作30年来，一直从事教育、群众文化和文学艺术工作，现供职于光山县文联。8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写小说、散文、评论，更多的是写杂文、随笔和小品，已先后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农民日报》、《中华老年报》、《少年文史报》、《文化周报》、《河南日报》、《郑州晚报》、《百花园》、 《东京文学》、《散花》、《报晓》等全国40多家报刊，电台发表5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所主编的《中国歌谣集成•河南省光山县卷》以及近百万字的《三套集成》和与他人合写的电视连续剧《壮骨雄魂》等，有的曾获河南省文化厅、河南省文联颁发的省社科类重点科研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

一

    1956年秋，徐德瑞从宜昌市三中毕业后经保送入宜昌市一中学习。开始分在一三班，三上分科后到三一文科班学习直至毕业。1959年秋从母校毕业后，随即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分院（今中南民族大学）中文系学习。1963年秋从民院毕业后，分配到大别山革命老区的河南省光山县，一直从事教育、文艺和新闻工作，直至1999年退休。
    徐德瑞回忆40多年前在母校宜昌市一中学习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许多往事仍历历在目，难于忘怀。他回忆说：“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教我们课的不少老师都是一流的，像赵春珊老师，龚韵声老师、郭秉新老师、刘自铮老师，田洛滨老师、王文兰老师，等等。他们不仅在宜昌市很有名气，而且在全湖北省也是屈指可数的。他们学识渊博，功底深厚，教学有方，诲人不倦，既毫不保留地向我们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又注重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因而深受学生的尊敬与爱戴。当时学校的领导班子也是很棒的，党支部书记张国然（我们毕业前夕已调宜昌工专工作）、校长周健、副校长文达、童沐天、安庆云等，都有很强的组织才能和领导艺术，处处以身作则，号召力很强。”接着他又不无遗憾地再次说道：我们在母校就读的那3年（1956－1959年），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一天等于二十年”，拼命“赶美超英”的年代。当时运动颇繁，几乎一个接着一个：“三大改造”运动、“肃反”运动尚未结束，接着党内整风运动又开始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反右”斗争接踵而至。特别是通过宣传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随后兴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师生的政治热情，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那时在我们学生心目中，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已经为期不远，我们这一辈人一定能够过上美好幸福的共产主义生活。现在看来，这自然是十分幼稚可笑的，也必然会受到历史的嘲弄。
    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当时师生们的社会活动和劳动都比较多，几乎每周都要听时事政治报告，学习文件。那时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活动、重要会议精神，学校领导都及时向学生们传达贯彻，然后进行讨论，各抒己见，提高认识。接着便要办墙报、黑板报，出校刊，人人争着写稿投稿。晚上加加班，第二天各班墙报、黑板报就出来了。这种高度的政治热情，对他影响很大，即使现在他退休了，每天仍坚持读报、看电视（尤其是各时段的新闻和重大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等），关心、评论国内外大事，仍是他生活中的必修课，实属难能可贵。
    大搞勤工俭学，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那时学校一直抓得很紧。因而学生们的体力劳动也是比较多的，每周都有一两次。徐德瑞告诉笔者说：他近日翻阅了当年的日记，“仅1958年一年，师生集中参加校外劳动就有3次：第一次是3月20日至25日，在东山寺平坟包造农田，共6天。以后又分班级整地种上庄稼，零星劳动时间也不少；第二次是5月18日至26日，师生乘船到枝江县百里洲帮农民收麦种棉，前后劳动9天；第三次是11月6日至21日，师生乘船到秭归县向家岩、坛包搬运铁矿石，共16天。这3次外出集中劳动，总共31天，时间不短。此外，这一年学校还组织我们分期分批到宜昌市机械厂学习制造滚珠轴承，到东山寺建高炉大炼钢铁，为‘赶美超英’出力出汗，有时废寝忘食，奋战通宵达旦。这样虽然辛苦劳累。但大家心情却是愉快的，偷懒装病的人极少。每次劳动时，大家争先恐后地抢着干，党团员和学生干部更是带头干苦活脏活;休息时，大家又七嘴八舌地讲故事和笑话，气氛十分活跃，笑声不断，歌声不断。而一旦通过劳动得到回报或遇到什么新鲜事时，那欢快的气氛又会陡增几分。如1958年9月26日（星期一），三六班的高炉炼出铁了，第一次出铁2斤6两，第二次出铁8斤8两，.随后三五班的高炉也出铁了，虽然数量都不多，但大家仍是欢呼雀跃，一面赶忙派人到学校向党支部和老师报喜，一面继续添加矿石和燃料，力争炼出更多的铁来，向建国9周年献厚礼!1959年3月30日，我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件趣事：这天下午轮到我们三一班劳动，在东山寺捡石头，意外地在石头缝里发现了两条乌梢蛇，大的有约三公尺多长，小的稍短一些。它们一听见响声，就往土洞里钻。小的还未钻进洞口，就被我们打死了；大的身子刚钻进去一半，就被手急眼快的大胆的杨劲头儿（杨兴政）揪住了尾巴。他使劲往外扯，可就是扯不出来。后来几个同学帮他一齐拽，才把这条巨蛇拽出洞口。杨兴政紧握蛇的尾巴，使劲地上下摆动。再放下时，这蛇就不动了。几个人忙用石头砸蛇的头部，它很快就一命呜呼了。随后大家边劳动，边议论开了，成了这次劳动的主要话题：有人警告说，这里是乱坟岗，说不定还有蛇窝，大家捡石头留意一点，防止被蛇咬伤；有人风趣地说，弄不好这两条蛇是‘一男一女’，是从别处溜到这里来谈恋爱的，我们真不该坏了人家的好事；还有嘴馋者说蛇肉是如何如何的美味佳肴，不如把蛇皮剥掉，拿回学校煮好后美美地吃一顿……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气氛十分热烈，不知不觉就到了收工时分。”笔者记忆犹新，当年我们班里劳动积极分子曾凡贵将蛇的中段横挂在后颈脖左右两肩上，右手握着蛇头，左手握着蛇尾，路经运集路及解放路的上段和环城东路回学校时，沿途好些人驻足观看，甚感惊奇，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们竟跑步紧跟在我们队伍的两侧，边小跑边看热闹，曾凡贵等诸多窗友也甚感得意。回校后，在刘自铮老师的指导下，由笔者剥掉蛇皮，另一位同学从家里带来腊肉炖后男女同学美餐了一顿，还有几位身体有病的同学吃后感觉十分良好。觉得好了许多。按今天的观点看，这是未能保护好野生动物，破坏了生态平衡，应是佛教所言的“罪过”了。
    当然，当年的学习劳动生活也是紧张的，有时也是很苦的。同现在中学教育相比较，他们当年在校劳动时间明显是多了一些，占用了部分上课时间，特别是停课集中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提前几天就要作准备，劳动完返校后，一个个精疲力尽，好几天听课打磕睡，做作业分心，但小考大考还是照样进行。特别是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这可是关系到每个人前途命运的大事，谁不操心，谁不着急！有时正常学习时间不够用，就要偷偷地开夜车，校外损失校内补，白天损失夜晚补。可当时教室和学生寝室的电灯全是由学校统一管理的。到时开灯，到时关闸，谁也不能搞特殊。而且晚上就寝熄灯铃响过不久，学校领导和值日老师还要轮番来查夜。谁讲话，谁点蜡烛躲着看书，一经发现，轻者挨批评，重者要写书面检讨。可见当时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不过管理得再严，有的同学还是会找对策，比如等学校领导、教师熄灯休息后，有人就再穿好衣服，拿着书本和参考材料，悄悄地走出寝室，走到校园的路灯下和厕所照明灯旁，夜战一两个小时。大凡临近期中期末考试，夜战的人会越来越多，徐德瑞自然也不例外。这倒不是自己学习特别勤奋，而是因为白天学习时间不够用，不得已而为之。更有甚者，笔者当年为弥补自身的笨头笨脑，每到期终考试前，在校吃过晚饭后，就背着书包，跑到刘明亮或是韩庆祥这两位同班同学的家中去“开夜车”，第二天清晨赶回学校参加全校的早自习和全校的集体早操。往事涌心头，窗友情谊浓，韩庆祥同学因患胃瘤英年早逝，刘明亮同学因患肝癌于63岁离开人间，二位先我而去，但他们助人为乐的光辉形象时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如歌的青春的岁月，永忆难忘；寒窗的情深厚谊，励我前进。
   徐德瑞回忆道：随着1959年元旦钟声的敲响，离当年高考时间也越来越近了。在我们高三同学中思想也越来越复杂：一部分家庭出身好、社会关系好，且学习又冒尖的同学，自然是情绪高昂，学习劲头越来越大。他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不仅即将圆大学之梦，而且全国重点院校的大门似乎也是向自己敞开着的;而另一部分如像我等人，因家庭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或在“社教”大辩论中说过错话（如说“农民生活苦”、“学生劳动过多影响学习”等）的同学，思想包袱越来越重，感到前途渺茫，上大学继续深造无望。有的人刚升入高三，就找个理由办了退学手续，提前离开了母校。不过徐德瑞确满怀感激地说：“我总算是幸运的，不仅冒昧地参加了当年的全国统一高考，而且还被中央民族学院分院录取。这或许正是党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政策的具体体现吧。”
    “打自1959年离开宜昌在外地求学和工作之后，我与母校的联系渐渐地少了。这可能与我性格孤僻内向不善交际有关，而自卑感严重，觉得事事不如人，无脸再见母校老师，也是个重要的原因。但母校却从来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在异地他乡求学和工作的莘莘学子。2000年10月，我有幸应邀参加母校90华诞庆典活动，见到了十几年、几十年从未谋面的老师及同窗好友，特别是母校翻天覆地的变化，更是令我欢欣鼓舞，也深感惭愧，总想力所能及地为母校做点什么，以报答其当年培养教育之恩于万一。”作家徐德瑞心存感激地说。
    说来也巧，他刚参加完庆典活动回光山不久，领导安排他参与接待回乡探亲捐款的中科院资深院士、青岛海洋大学原校长、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得主文圣常教授。在交谈中，当得知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也曾在宜昌上过中学，徐德瑞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会不会也是我们的先后校友呢？晚上回家后，徐德瑞旋即翻开母校编印的《校友通讯录》，与孩子一起一页一页地查找。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通讯录”第10页“1936年9月高一年级学生及高二、高三年级插班生名单”中，见到了文圣常教授的大名，他顿时喜出望外。第二天早餐前，就将“通讯录”送给文院士辨认。他看后异常高兴地连声说:“是的，是的，这个‘文圣常’就是我！”随后，徐德瑞便给母校陶三发校长去信通报了此事，并随信寄去了文院士的个人简历。约一周后，陶校长给他去电话，对徐德瑞的这一“新发现”表示感谢，更为我们母校又增添了一位中科院院士而感到骄傲与自豪。陶校长并表示他不久将亲赴青岛拜访文院士，邀请他在方便之时再访宜昌，再回母校参观讲学，观光宏伟的三峡大坝工程……“以后的联系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我衷心的希望在未来的时日里，我们的母校能培养出更多的如文院士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为二十一世纪的宜昌市一中再增光，再添彩！”徐德瑞这位杂文作家满怀希望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