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59年8月下旬，徐德瑞生平第一次离开美丽的三峡名城宜昌，前往数百里之外“九省通衢”的武汉，进入洪山山麓的中央民族学院分院中文系学习，开始了4年（1959—1963年）的大学生活。同时也开始了他人生重要的转换期。
    中央民院分院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大家庭，全国56个少数民族，进入该学院学习的就多达22个民族（当时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尚未培养出高中毕业生）那时，汉族学生在民院学习的人数并不多，也成了“少数民族”。最有趣的是，民院的一个系，一个班级，乃至一个学习小组，一个宿舍里，都有好几个民族的学生，来自天南海北。各民族服饰穿戴不同，生活习俗不同，语言也不尽相同。平时上课，和与其他民族同学交谈，大家都使用汉语，讲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徐德瑞笑称：“一旦到了星期天和节假日，各年级的本民族同学相聚在一起，便讲起了本民族的语言，咿咿呀呀的，讲得有滋有味，可我这个汉族学生却一点也听不懂，除了陪着他们笑笑以外，就是做点端茶送水的服务工作。4年来，我与各民族同学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同窗情谊，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有的同学还与我保持有书信和电话联系，的确弥足珍贵!”
    4年大学的美好生活，给徐德瑞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其中有几件事，更是令他终生难忘──
    利用休养生息“啃”大部头。徐德瑞说他那一届大学生进校门不久，正遇上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校大学生的主副食供应，虽然较一般干部职工略高一些，但一些大肚汉仍感到吃不饱，有的人竟患上了浮肿病。当时民院领导根据上级指示，及时对教学计划作了较大的调整，砍掉了部分选修课，压缩了部分必修课的内容，腾出更多的时间让学生休养生息。有大半年时间上午一般只上两节课，下午上一节课，其余时间由学生自由支配：自学、睡觉都可以。他平时喜爱读书看报，现在时间宽裕了，岂不正是多读书学习的好机会。于是每天下午课后和夜晚，他便一头钻进图书馆和阅览室里，根据教师开列的中文系学生必读书目录，借阅中外文学名著，一部一部地“啃”。久而久之，与图书管理人员也混熟了，便给了他诸多方便，比如有时忘了带借书证，只要写个便条也能把书借出来。
    徐德瑞窗友非常坦率地告诉笔者，说他那几年“啃”的大部头，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直到现代文学巨匠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的名著；外国文学如苏俄大作家果戈理、托尔斯泰、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普希金等，以及英、法、西班牙等国的世界名著，他几乎都浏览了一遍，有的作品还边读边作笔记，写读书心得。现在回忆起来，这段读书生活的确受益匪浅，为他日后从事中学教育和业余文学创作，都起到了坚实的奠基作用。
    徐德瑞在修汉丹铁路时喊的打夯号子受到领导和同学们的高度赞扬。他说进入民院学习后，学生参加劳动比较有规律，一般不临时占用教学时间。当时学校在东湖边上建有一个几百亩的校办农场，安排有专人管理。学生则是以系和班级为单位轮流到农场劳动，每学期二至三周。农场生产的农副产品，大多上交给学校食堂，用以改善师生生活。
    据徐德瑞介绍，在民院上学4年中，只有一次劳动是临时安排的，即修汉丹铁路。时间是1960年2月中下旬，地点是云梦县的隔蒲潭。师生统一食宿在附近几个村庄的民房里，大多是打地铺睡。头一天晚上他们就遇到了一件尴尬事：半夜时分一觉醒来，他感到脊背越来一凉，便用手去摸。呀！背心和裤头全是湿漉漉的。他开始以为是身边同学撒了尿。便把对方弄醒。这同学往自己垫被上一摸，发现也是湿的，但否认自己撒过尿。两人再闻闻手，一股屎尿臭味刺鼻!于是他俩便声张开了，很快把同屋的人都惊醒了。有人用手电筒四周照照，发现墙上有拴牛桩，这才知道大家是睡在老乡家的牛栏里。天亮后听老乡说:因时间太紧，昨天来不及将牛栏里的牛粪清除，只是在地上垫了一层火土，铺了一层稻草，就让大家搬进去住上了。可能是人多压得太重，结果把火土和稻草底下的牛屎尿都挤上来了，才弄得满屋都是屎尿臭味。第二天他们只好搬到较远的一处民房里去住宿。对此，笔者深有同感，我们武汉大学的学生，也同样是响应上级的号召和安排去修筑汉丹铁路，我和武大好些中文系的同学，也都是分别住在农民家的牛棚里，也是垫上了火土，我们自己铺上稻草，但比徐德瑞他们幸运，只是臭味难闻，没有沾上湿漉漉的屎尿。
    在隔蒲潭修汉丹铁路，他们中文系的劳动任务是垫方，即到约50米远的地方把土挑来垫路基。垫一层后便用石夯把松土夯结实，然后再垫上一层土，再夯实。如此一层一层往上垫。
    徐德瑞带领的一班打夯队，在这次修路劳动中，可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打夯要喊夯号子，这样步调才能一致。可当时许多少数民族同学不会喊打夯号子，有的人还是第一次见到石夯。唯独徐德瑞会喊打夯号子，于是系里便临时指定他为全系的打夯负责人，领着大家打夯。说起他会喊打夯号子，还是得益于小时在家乡学会的。他老家在长江边上，为防洪水淹没农田，每年冬春季节，村民们在挑土加高沿江防洪大堤时，总少不了要打夯（当时尚无轧土机），打夯就要喊号子。天长日久，他也就从大人们那里学会了这一“口技”。在隔蒲潭修铁路时，使用的夯与他老家差不多，都是一块四五十公分见方的石墩。石墩的四角凿有4个鼻眼，再用4根绳索穿在鼻眼里。打夯时，4个人各握紧一根绳索，由喊号子的人指挥，一齐把石夯拉起，抛过人头，再落下砸在松土上，慢慢地向前挪动，一夯压一夯，这样便把一层层松土夯实了。他们打夯队喊的夯号子，形式上与徐德瑞老家的差不多，只是内容上略有改动。现在还记得有这样几句:
    同学们呀，嚯嘿;举起夯呀，嚯嘿。
    齐努力呀，嚯嘿;多流汗呀，嚯嘿。
    作贡献呀，嚯嘿;当模范呀，嚯嘿。
    不怕苦呀，嚯嘿;修汉丹呀，嚯嘿，
    争分秒呀，嚯嘿;快打完呀，嚯嘿……
    这次修汉丹铁路，他们前后干了14天。要说不劳累那是假的，晚上睡在地铺上，浑身上下骨头像散了架一样，手脚不知放到哪里是好?虽然如此，但大家情绪高涨，心情还是十分愉快的。工地上人山人海，你追我赶，说话声、欢笑声、打夯号子声，此起彼伏，好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完成任务回校后，各系各班级分别进行了劳动总结，评出了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他们打夯队和他个人，分别被评为中文系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真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学生自编“红色讲义”获教益。1960年初夏的一天，民院召开全院师生大会，院长白瑞西讲话：根据上级指示，从现在开始至放暑假前，全院立即掀起自编“红色讲义”的高潮，人人动手，打一场攻坚战。会后，各系、各年级进行了讨论和具体分工。他们中文系自然是编中文系的各科“红色讲义”。再细分工时，他被分配到《古代汉语》讲义编写组。全组共有十五六人，全是他们大一的。
    这可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年代。什么事都敢想，都敢干。其实，他们当时《古代汉语》课尚未开设，就让自编《古代汉语》红色讲义，这岂不有些不可思议么?好在他们这个编写组的指导老师很棒，是民院副院长、著名音韵学专家严学窘教授,他个头不高，温文儒雅，一派学者风度。他待学生亲切和蔼，说话总是面带笑容。徐德瑞还清楚记得头一次召开编写小组全体成员会议，严教授就给了学生们许多鼓励，并提出了编写讲义的步骤和原则：要求他们下笔之前，一定要多读古代汉语专著，一章一节仔细看，并做好读书笔记，弄不懂的记下来转告他再解答。在此基础上，再列出新编讲义的提纲，尽量仔细一点为好。他还提醒学生们，古代汉语专著中，一般使用的是繁体字，这样就给阅读带来一些困难，要求我们每人买一本《繁体字简化字对照表》，随身携带，凡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和“对照表”。他还特别嘱咐：“动手编写讲义时，对引文一定要细之又细，一句话，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弄错；要注明引文出处，哪本书、哪一页，著作者是谁？哪里出版的?都要写得一清二楚，不能省工马虎。”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对他们这些刚进入校门不久的大学生来说，可谓受益终生。又过了几天，严教授便领着他们来到学院图书馆，帮助借阅一些古代汉语参考书籍，如黄侃的《声韵略说》、《论文略说》，杨树达的《词诠》和王力的一些著作（那时王力主编的高校统一教材《古代汉语》尚未出版）等等。他们第一次接触这些古代汉语专著，感到特别的新鲜，虽然好些内容一时看不懂，但仍愿意钻研一番，因为要编“红色讲义”嘛。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之后，编写组又作了进一步分工，徐德瑞和另外两位同学分工编写《古代汉语》文字部分，其内容包括“古今字”、“异体字”和“繁简字”等。比较而言，这部分内容不算太深奥。他们仅用了两周时间，就完成了编写任务，徐德瑞打趣地说这是我第一次做“文抄公”。接着送给严教授审阅，他看后还比较满意。不过大学生自编“红色讲义”，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现在在校大学生们恐怕再也不会干那种太不切实际的事了。
    1963年7月，徐德瑞终于获得了中央民族学院分院颁发的毕业文凭，4年的大学学习生活就此结束了，即将走上工作岗位。其感激与兴奋之情一时交织在一起，他说：“我十分感激10多年来党的教育培养和老师的谆谆教诲与关心照顾，同时也要感谢胞兄徐振在经济上的全力支持与关心照顾。我家居农村，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其学杂费、生活费等，全是由他供给的。他也是宜昌一中的校友，在母校《校友通讯录》中，他的名字出现过两处，一处是第11页：‘1937年8月初一男生名单’里有他，另一处是第18页：‘1944年1月高中毕业生名单’里也有他。但遗憾的是这两处均未写明他的工作单位和通讯地址。其实，他自1950年起至1984年退休，一直在宜昌师范、宜昌师专任教。他是个淡泊名利，教学严谨，待人谦和的人，但对我一直要求很严。记得我上初中二年级时，一次他曾深情地对我说：‘我供你上学念书，不仅仅因为我是你的兄长，有手足之情，更是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听党的话，严于律己，力争将来成为一个对党、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但这些话仍长久地萦绕在我的耳边，终生难于忘怀。”是的，徐振老师虽然未直接教授我，听他的课堂教学，但对他的人品，笔者打幼至今，耳闻目睹不少，从青年时期起我就十分敬重，这位“清风两袖养浩气，热血一腔育栋梁”的人民教师。”2006年4月22日上午，我应他胞弟徐德瑞窗友的邀请和遭受挫折、打击并57年未见一面的小学同窗徐德俊、宋本纶、杨南全以及在人生路上顺利前行的徐维翰、陈启才等聚会，而84岁高龄的徐振老兄竟然顶着大太阳走到离家两华里之远的公路边上等候迎接，实在令我汗颜、惭愧不已，不禁我又想起“人间自有真情在，风雨过后晴天多”的名言。在阳光当头照的中午11时35分，我牵着徐振这位宜昌一中老校友的手，真诚坦言：“如果没有你当年资助、培养，就没有徐德瑞的今天，就没有我的半个老师徐德瑞，中国当代文坛就少了一位杂文作家，也少了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