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酬勤终有时  党的光辉照心田

    1973年，康部长一句话，单位连窝端。他们单位奉命北上，机构更名为“国家建委第一工程局”，也号称天下第一局，参加首都北京石化总厂的扩建大会战。那时东方红炼油厂已很有规模，扩建工程条件比江汉油田好得多，崔逢昌仍然从事基层的施工生产技术管理工作，仍然和工人师傅生活在一起，每天乘大卡车上下班，装备好了也轻松许多。1975年正式承接了30万吨高压聚乙烯工程，这项目远比炼油、一般化工工程复杂得多，规模也大得多，工程由日本住友化学（株）总包，石川岛播磨重工业（株）指导工艺施工，材料设备及配件均来自日本，要求十分严格。在那个年代，工作中还有严格的外事管理制度。崔逢昌虽然有些体会，在工人中也算受到信任和欢迎，尤其在高压技术方面。但依他的政治条件、家庭出身，当时不能直接同日本人打交道。有疑问必须通过专门人员去谈判，对这类事他早已习惯，自然会坦然面对。高压聚乙烯工程的特点就是在高压超高压状态下，将石油的后产品经过裂解再聚合成乙烯。乙烯在工农业、民企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我国第一个项目，所有他的各个部分充满着高压超高压状态，一般人可能不太理解2800 kg/cm2的概念，简浅的讲就是它能把水推到28000m的高度。在试压中还有据此乘上1.5系数，工程大多依照日本标准JIS（Japen inclus try stantar）国际（对日本人，崔逢昌是不客气的，以人之矛，戳人之盾）严格执行他们的标准，不敢丝毫大意，十分担心责任事故。70年代中期的政治大环境，人们都很清楚，对那些出身不好，政治条件比较薄弱的读书人稍有不留神就会出问题，甚至招来横祸，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崔逢昌随时提醒自己，政治上不能犯错误，工作中也不能出差错。当时他们组成一个专门机构，专门负责对日本来料来件进行检验和再加工，崔逢昌负责高压超高压管件。管件配件查出很多质量问题，他分为三类：①报废，日方补充新品；②退回日本重新制作，改换新品；③就地修理，有些必须由日本人执行。此方案一出惊动不小，但他得到中方总代表支持。日本人非要同崔逢昌协商解决，但遭他严厉拒绝。如，有一种超高压的合金制阀门，它虽不属于崔逢昌负责检验的项目，是另外专业负责人直接对口日本人，在压力试验过程应该试压到4200kg/cm2，但差不多都在300～400 kg/cm2时发生洩漏。然而中日双方专门管理的技术人员都说不清原因，找不到处理方法。两位有经验的工人班长，朱树昌和赵家林跟崔逢昌很熟，大庆时期同住一个帐篷。他们便私下找崔逢昌商量，希望能给予帮助，他推辞不过。一天深夜在操作车间密谋将超高压合金制阀门仔细解体，精心测绘，详细记录，然后细心组装恢复原样，不留痕迹，而且订立攻守同盟，谁也不能讲。因那时有规定，不能擅自动那些洋玩意。崔逢昌最怕做不合规定的事，而且又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然后对所测数据逐一分析。说实话，日本的零件加工是精密的，光洁度也很高，因为高压超高压的零部件对它们都有很高要求，密封面的光洁度在▽▽▽7以上，阀件▽▽▽10，为什么会渗漏呢？正因为精密促使他对其结构产生怀疑，单件合格但组合不一定合格，它们的配合被他查觉了。超高压是锥形密封，它们的结合部近乎线接触，后查得制造厂家图纸，证实他的推断密封面角度差不多均有5～8度的误差。两班长高兴得不得了，后来告诉那个专管的急得团团转的日本人，找某人就能解决你的问题。日本人带翻译找到崔逢昌，被他拒绝。这次惹麻烦了，日本人捅到指挥部去了。工程局张恩树局长派人叫崔逢昌参加与日本人的谈判，他不去，理由是党支部有规定，他不能接触日本人，只好让他的领导人通过党组织找他，公司李绍贤经理亲自到他所在的工作场地叫书记领他立即去开会，他与支部书记都挨了局长和总代表的批评，同时当场责成他负责全专业工作，不受约束，直接对日本谈判。此举在当年开创了出身不好的人可直接对日本人谈判交流的先例、日方要求他协助修理、虽然有意给日本人出道难题，但他理由十足用JIS标准回绝日方要求，我们国内没有那种高强钢，不能作机加工试验。最终这批超高压阀门全部退回日本。日本总代表山内修先生无可奈何地对崔逢昌说：“看来我们都要按你的意图办了。”
    让日本人到场修理：超高压管道钢材是高强度特殊钢T97，其强度可达97 kg/mm2，如无法试验，则难保工期，中方没有必要因为日本质量而担风险。超高压管道都是实行机械丝扣连接，严禁在本身发生任何打火，这些不规则管件端口尽管有必要保护，但国际间的运输难免损伤，这就需要修理。按JIS标准丝扣部分都是精密机床加工的，精度和光洁度都很高，不规则的管段是无法再上机床的，手工修理不可能达到。日本人降低标准，那就让他们来修，中方配合，请他们负责鉴定。另外当时也迎合了许多人的心理要求，打打日本人的傲气。当时在现场指挥的日本专家30人上下，薪酬都是300美元一天，按那时牌价相当于半年还要多的收入。让他们在业余时间修理，每次差不多十七、八人，他和同事们都很舒心。在同日方工作接触中，与他们专业技术人员也产生了一些工作感情。他记得石川岛公司有一个承包商先生同他第一次见面时说：“我总算找到您了！”让崔逢昌帮助处理一个很难处理的部件，因为他找过许多单位个人都没有解决，而崔逢昌和同事们最终完成了他的委托，解决了难题。这位承包商向崔逢昌90度的三鞠躬，十分虔诚的感谢把崔逢昌搞笑了，80年代还在东京专门请崔逢昌吃饭。他与日本同行加藤、宇贺神、乃美等都有了一定了解，以致在他们归国前夕，突然来到他工作的车间，一定要与他进行技术交流。由于很突然，他再三推辞，但已无法拒绝，只有让人一方面去报告党组织，一方面请一名老工人班长共产党员王福起作陪，在车间交谈，也免去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是唯一一次与日本人谈工作的涉外工作，大家互相说了一些工作心得，在崔逢昌谈到DIN德国标准中有关N10钢管在合成氨高温高压工艺中应用和焊接时，加藤正夫很兴奋，他说：“我的同事也没几个人接触过，这种钢材，你有很丰富的经历，又这么年轻，这就是我要找你的原因，我没看错你吧！”并通过老翻译史老师给我说：“你一定会去日本的，到日本一定通知我们。”崔逢昌惨然笑曰：“没有可能！”“他哪能懂我的含义。真没想到，10多年后崔逢昌多次去日本地同他们见面，在东京大阪吃过他们日餐并相互交谈。”以致80年代中期，崔逢昌几次同他们在东京大阪见面都表现得很友好，充分体现了中日科技人员的民间友谊。
    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三中全会以后，崔逢昌和许多人一样，经历了历史性的转变，小平同志有关科技兴国、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新政策，激发了人们的更大热情。1979年，党组织派人找崔逢昌谈话，让他考虑入党问题。当时崔逢昌感到十分惊讶，像他这样出身不好，兄长在反右斗争中栽了跟头，虽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犯什么过失，但在很多带有歧视的眼光中，他深感自己政治背景的薄弱，便对党组织部长李万达同志说：“请你们再考验考察一段时间，我精神准备不足。”可是李部长却说：“你老崔在这单位20年的工作表现，工人和干部都说你是好样的，没有人说你不好，这就是最好的考验，我们就是要落实党的政策，充分发挥你们读书人的作用。”李部长的一番话语使他几乎落下泪来，就这样他于1979年成为本单位首批入党的科技人员。他也感到以后的工作担子越来越重了，便暗下决心，只有更好地工作才能回报党对自己的培养和信任，才能更好地报效国家和人民。

工程感动钱学森  初涉投标取经验

    随着全国体制改革大浪潮的滚滚向前，工业企业纷纷从计划经济的模式转向市场经济，从上到下，组织形式、人事安排都在迅速发生变化，他所在的上层单位已从国家建委脱胎换骨成为中国建筑总公司，初步构架成独立企业模式。工作的基层也面临着生存的竞争压力，荒废多年的生产局面百废待兴，上级机关逐步提出各自为战，找米下锅求发展的形势初见端倪。谁转变得快，谁就抢得先机占据有利位置，积多年企业管理经验和企业生存规律的经验，崔逢昌强烈意识到应该探索新市场了。那时他刚从科技人员变成工程负责人，通过各种渠道，带领一帮人员率先承接了中关村中科院整体采暖系统改造工程，那时正值小平同志提出尊重科学，重视解决科技人员的后勤生活时期。面临设备管道年久失修，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下地沟钻锅炉，又脏又累，工期短促。一支“独立大队”经过艰苦努力，保证了按时供暖。送暖管道必须送到大院小院的各家各户，当我们的送暖管道整修到中科院领导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小院时，他给予了高度评价：“真没想到，你们的工程进度这么快，保质保量地提前完成任务，这是对我们科学工作者的巨大支持，我代表中国科学院全体工作人员感谢你们。”此时的崔逢昌也尝试应用一下竞争机制，小打小闹搞点按劳分配，他所在的工程试探性发点奖励，那可是首创。尽管数量有限，还是对兄弟单位很有点刺激，获得了良好效果。他所在的工程处获得不少的加盟者，单位和个人都获得了先进称号。1983年，已是中年的他或许过度透支，身体屡感不适，住了两次医院，后又被安排住进了小汤山疗养院。一个在工地习惯奔波工作了20年的人，实在懒得享受那份清闲,那份寂寞。每逢周日，大夫没有安排治疗时，他就情不自禁地跑到他的工地同工人朋友们聊天。有一次周日在工地恰遇党的支书张旭，谈到前进化工厂厂长掌握科威特有规模庞大的储油罐群，他们没能力承接。他十分敏感地踏上与他搭档书记的小车立即回去，务必查清情况尽快告诉他。后了解确有此事，事业心极强的崔逢昌提前出院，找到李厂长表示愿意同他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把那个国际招标项目拿到手，因为他所在的工程处是专门做这类工程的，被称之为锅炉压力容器的专业户，在全国做的油罐数量最多，品种最全，工艺最新，又有一批成熟的专业队伍，所以非常想承接这项工程。他还找到总公司的领导，得到强力支持，并当即指示他要全力以赴去争取夺标成功，竞争对手就有日本的石川岛播磨重工（株），还有一些世界知名的大公司，与他们比较起来，中国建筑总公司不小，施工能力不弱，但涉及国际工程招标工作，毕竟经验不足，更何况在基层工作的人，在综合素质能力上远不是国际品牌公司的对手。中国的优势只有低廉的劳动力，而总体水平不如外国大公司，比如国外的公司可以将钢板生产成工艺需要的尺寸，而国内只能根据生产的形状和尺寸组装焊接来满足工艺上的需要。若选择进口钢材就得付出高额价差，再加关税，而通讯联络，派人监造，层层审批，手续繁杂，时间根本不允许。国外高效机械化科技化，可以节约大量时间和成本，而我们那时还不知何为CAD，可日本企业已达到普遍应用阶段。还有品牌效应，国际交往能力，市场占有份额等，所以在这次历时半年的国际投标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势态，最后当然夺标失败，但取得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中建总公司领导对他在这次工作中的表现予以充分肯定，赞扬一个基层干部对国际工程投标的敏感性如此之高。在投标的过程中，他们加深了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也明白了信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这对于后来他夺取法国阿尔斯通（国际大公司）在北仑电站项目钢结构工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也验证了中国古老的经典名言：“失败乃成功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