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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17 15:27:57
走出国门迎挑战 回归创业成头雁
1984年,科威特油罐工程投标失败后,中建总公司指名调崔逢昌到海外部负责筹建中日合资企业(专业钢结构加工),这是他头一次遇到也是建筑业内头一次遇到的新课题。由总公司副总经理兼海外部经理马征任董事长,日本江本建设社长江本正泓任副董事长,由中建及其大连分公司和日本江本建设(株)三方组成,各出资1/3后又追加投资,由中建总公司和日本江本建设(株)各出1/2,注册资本按当时牌价2.7亿日元,崔逢昌负责日常工作。此前日方已有一个工厂规模装备及其费用一览表,工厂地点已选定日本人熟悉的大连市郊,机器设备较先进,他和其它同事都不熟悉,甚至都没听说过,但一个8000m2生产车间竟是用石棉瓦作屋顶和围护结构,大连和北京冬季气温差不多,他问日本社长冬天怎么办,社长说冬天不能生产工人就放假。他告诉社长中国还没有冬天放假的工厂,合资企业不能带这个头。经请示总公司领导(董事长不在国内)张耀宗副总经理,指示必须改为由张总接见江本正泓社长并商谈,要保证常年生产,钱不够就增加投资或节省其它开支,张总对江本先生说:你不要怕赔,真要赔了,我们中建补给你,请你接受崔先生的意见,尽快改成压型板带保温材料的结构,崔先生在这方面是有经验的。日本人昼夜加班,两天内江本和他的助手在西苑饭店遥控他的大公司出图纸方案和报价。崔逢昌不由暗自佩服小日本的高工作效率,然后日方邀请崔先生访问日本和他的大公司并对机械设备全面考察,后经张总批准很快由崔逢昌组成三人小组成行日本,他第一次走出国门。崔逢昌认为这正如小平同志说,机遇来了,要抓住机遇,利用机遇,去迎接新的挑战。
崔逢昌在日本考察了几个钢结构工厂,参观展览会,根据不同规模对象综合分析,结合我们的情况,对日方提出过的初案进行修改,我们不能照搬日本江本模式,在征得日方同意后,我们的厂房封闭冬季取暖长年生产,他们用石棉瓦盖顶加些围护,我们在钢结构表面采用喷砂处理,自制设备花钱很少也是我们往年常用的方法,但粉尘多。日方采用全封闭喷丸处理,整套设备非常昂贵,且环保问题突出。我们剪板平板采用国产机床足以解决。崔逢昌还买到参展的H型组焊,矫正一次成型机,这是新设备但是旧设备的价格,而且用途很广,效率极高,日本江本却没有,但关键设备好,8BH数控三面钻孔机一点不能降低标准,这种设备当年受“巴统”条件限制,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为此,他三下日本到他们的通产省,也到海关正署多次做工作请求协助,最终安装在我们中国大连市的工厂里,江本正泓对崔逢昌说:“我们的工厂比你们的工厂又气派又先进。”崔逢昌知道他说的意思,有几处经我们中国科技人员和工人们共同努力改进后他很满意,但我们的CAD系统还是个空白,那时他们也用了没有多久。设备选型工厂规模确定以后,大连成立筹建处,日方派一名代表,其余的均为大连专业操作人员,在江本建设(株)进行对口学习,学习他们的管理方式及操作方法,但鉴于日本人的控制和我们自身基础太差,对CAD系统我们只好望机兴叹!不过我们的另一类任务是监造订购机械设备,崔逢昌在他们的公司没有安排任何实际工作,除了每天有专人陪他巡视工厂,掌握一下中方30多人的工作状况,去日方办公室看看,有时到海边钓鱼散步,工作量小得很。一次他对江本说:“你给我安排点工作。”江本说:“你是中国江本的实际负责人,你的任务就是了解日本,认识日本;现在大连的末次冈次郎和你的任务相反,就是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在这方面有需要我会临时给你安排。” 崔逢昌认为江本的这段话含义深刻,很有道理,次日他就去“筑波”展览会,看到了日本当时的一些最新科技成果。
在大阪有一家专业生产簿板的日本汽车制钢公司,规模很大,我们已决定买他房屋结构,对方高层副社长提到日本侵略中国向崔道歉,不知道哪来的一股无名怒火,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让崔对他太不客气地说:“你们欺负了我们的前辈,我们是忘不了的。” 闹得这位副社长很尴尬、难堪,一再赔礼,并表示在成交价中让出1%以示诚意,那是一笔可观的数额,但现在看来这种在商务活动中大发雷霆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崔感到欠妥,有些后悔,警告自己往后要冷静一些。
在日本住了半年,到了该给日本商业机构提供付款保证之时,国内贷款开证工作迟迟不能到位,未冈向江本报告,大连办不了时,江本社长到崔的办公室讨论建议他是否回国一次,但他不愿回国,认为那不是他的责任。同时大连地区银行系统他也很陌生,当地代表和日本人都办不了,他认为自己也肯定不行,第二天社长十分坚决地要求崔同董事长联络,社长负责崔的一切费用和返日签证。马总要崔回国商议,中江是中行大连分行开户,大连分行是辖东三省及内蒙的东北级银行,级别高,范围广、营业额大,说句不该议论的话,大连市有时不买崔逢昌们的账,崔路过北京请总公司马总给中总行打了招呼,到大连会同当地中方负责人从信贷科长主任做起,均遭拒绝。时值中总行丁总经济师在大连检查工作,崔要见行长,他们以会议挡架门外,将近中午,崔不知道哪来的这么大的勇气,破门而入,慷慨陈词,干扰了人家会场,林行长允诺下午见他,正好丁总住在他同一宾馆,中午特地到丁总房间汇报情况,他叫崔下午陪同去大连市人民政府,我们企业在大连是头一家大型中外合资企业,市政府都很支持,市经委牛处长在下午同林行长言不对路,中途离去,第二天外经委派人协调,崔又把过去那套政治经念一遍,哪知林行长大发“慈悲”地说:“我还没见过企业这么要我贷款的,就凭你姓崔的这股劲,我支持你们的企业,三天内给你们开信用证。”从此以后崔逢昌便同林行长成了好朋友,达到了无所不谈的地步。五年后崔逢昌返京工作,已经退休的林行长得知后还到机场特意送行。
崔逢昌在日本的商务考察、经营管理学习活动的一年中,他感触颇多,深感市场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对时间的概念也有了新的认识,时间怎么是金钱?时间就是金钱!二次大战后日本同中国是同一个起点,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不比我们中国高,有些地区还不如中国,就在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大打内战的六十年代,他们起跑了,腾飞了把我们抛在了后面,即使到了今天,中国发达的沿海地区也未必等同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目前我们的 GDP水平还远不及日本。
1985年底,崔逢昌回国组织工厂建设,也不那么顺利,中建总和江本(株)在中江都只有一名代表,大连建工局代管中江意欲包揽,所以中江建设工程以后的项目承包工作中江只负责从国内外承揽项目,提供生产场地和机械设备,它属于中建总分公司却另弹别调,由一名局长出面干预工厂建设的招标工作,依照合资企业法,这项工程应由企业自行招投标。阻拦禁止我们公开招投标,最后马总出面并征得大连市建委支持排除了这个干扰,自行选定中标施工单位,单项价格虽然由建工人员所做,但都经崔逢昌作了增删,确立标底,严格保密,最终在大连市外经委的支持下,中江有限责任公司取消市建工局代管资格,为无主管理独立的三资企业。
在建厂期间他们又开始人员招聘工作,也是在克服横向干扰,历经无数坎坷,取得大连市长的支持,才得以完成,他第一次同大连市长招见约会,是很严肃的谈了3分钟话,市长还在埋头写东西边说:“你们自己都没有培养人才办什么合资企业?”当时崔逢昌给市长汇报说:“我们是从外地来的投资者,办的是建筑业的大型工业项目(那时大连多是服务等小型合资),选择大连做基地,看重的是大连投资的环境和人才济济的市场,大连这么多工矿企业支持我们几百名技术工人应该是可能的。”魏市长抬头问你哪里的?弦外之音你怎么这样同我讲话。一个小时后离开办公室非常轻松叫崔回去等他电话。魏富海市长是一名开明的市长、办实事的市长。依据合资法,市长责成他的助理立即专门组织外经委人事局、劳动局研讨中江问题,让崔逢昌等提要求,而人才流动崔也只是从外商投资企业法知道的,那时不仅大连市乃至全国绝大多数都有流动人才,但都难流动。这就是那时的中国国情。
那时大连市是沿海开放城市,投资环境和外资企业数量、利用外资金额等都排名靠前,魏富海市长抓得很紧,对重点企业和重工业项目他更是亲自抓,凡是大连市重要客人他往往亲自陪同到公司视察、参观。中江开工、开业典礼他都亲自讲话。中央电视台及辽宁省市电视台,各大报纸都及时报道。开业后一直被评为先进三资企业,除大家努力工作,依法办事引进先进管理制度和中建总公司支持外,与有远见卓识的魏市长的强力支持更是分不开的,对此,崔逢昌铭刻心里。
开业前两年崔逢昌们基本都做江本建设的二包工程。国内钢结构项目少,也做过中建海外的中东工程,如巴基斯坦的电站、阿联酋建筑工程,但真正直接承揽的就是法国电站工程。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之一。
另崔逢昌感到十分有幸的是,主管国内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谷牧副总理两次到大连的视察他们的企业,第一次视察工厂后在大连棒槌岛召开座谈会,朱镕基副主任(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主持会。当时崔逢昌反映了很多银行对外开证方面的问题,谷牧副总理当即作指示说:这个问题应该受到重视,会后朱镕基单独找崔谈话,了解具体情况,征求崔逢昌的意见,表现了朱镕基雷励风行的一贯作风。第二次视察谷牧仔细询问日方代表森本信彦在中国工作的情况,征求他对企业的意见,当森本说:“有崔先生在,我的工作轻松愉快,会做得很好。”谷牧指示崔逢昌:“你还要有三线建设的热情,但不要大包大揽,要充分发挥日本人的作用。”并且题词:“中日友好共同发展”。魏市长也当场向副总理表扬崔逢昌,说他很会做工作,我们也会支持他的。请中央领导放心。
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吸引更多外资,大连市政府引导崔逢昌等成立外商投资协会,市外经委金日辰主任任会长,崔逢昌被选为副会长,经常组织三资企业负责人开展各种活动,还到新加坡举办展览会,向境外宣传大连投资环境、进一步为大连开展招商引资活动,还代表大连市出席在北京由谷牧同志倡导外经贸部李岚清部长主持召开的全国三资企业代表大会,崔逢昌有幸成为全国三资企业理事会理事,并被评为87年中建总公司为对外经济工作国内唯一的先进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