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逢昌慷凯陈言  朱镕基欣然纳谏

    1987年夏秋之际，崔逢昌在大连中国江本有限公司主持日常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特区沿海开发城市经济工作的谷牧同志到大连视察，由大连市长魏富海陪同到江本公司检查，崔逢昌负责接待并就合资各方面的情况向谷牧同志作了详细汇报。当谷牧同志视察完该公司全钢结构的大车间走出车间门口时，崔逢昌摊开笔墨纸砚请谷牧副总理题词时，谷牧略带责备的口气说：“老魏，怎么搞的？不是说好了不题词的吗？”魏市长以委屈的神态边退边说：“我不知道，是他们安排的，不是我搞的呀！再说你和崔经理早就认识，我不介入啊！”谷牧同志欣然同意，挥毫泼墨，苍劲雄浑的“中日合作，共同发展”的八个大字跃然纸上，并成了崔逢昌主办企业的指导思想。
    在会议室小坐时，谷牧副总理十分关怀地询问日本人，生活是否习惯？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对中国政府有什么意见？等等，日本代表森本信彦都一一作了回答，当他讲到“工作中崔先生能力很强，我们日本人都很佩服他，我们之间合作得很好”时，谷牧副总理非常严肃地说：“小崔，你不要包办代替，要多多发挥日本人的作用。”崔逢昌深深感到谷牧同志的话含义深刻，语重心长。
    三日后，谷牧副总理在大连棒槌岛宾馆召开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朱镕基，中央外经贸部的一名副部长，大连市政府及相应部门的领导和十多名三资企业的代表。崔逢昌说：“我有幸参加会议并在会议之前领导授意我重点发言，当时，大连是全国三资企业较多，搞得很好的开放城市，除天津市外。就是我所在大连吸引外资最多，三资企业又办得红火，办得最活的了。”“三资企业在中国注册，就应该是中国的企业，理应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和约束，三资企业得到了许多优惠政策，这固然可以激发许多企业和单位申办的积极性，同时刺激了许多个人招商引资的积极性，真是一片大好形势，但企业应该得到支持，而更重要的是：企业和银行是分不开的。”崔逢昌一发言就如同长江大河之水一泻千里，滔滔不绝：“有许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也不乏政策上的歧视者，认为合资企业工资高，还免税，不应该给予贷款，我们的企业办理采购信用证多么艰难啊！引发日方产生了撤资的计划，虽然最终开出了L/C，但我们的江本公司还算幸运，得到了许多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帮助，尤其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大连中行的同情和支持，但还有许多政策未完全落实。”“谷牧副总理听我发言后，当即就要我专门写个材料，单独交给朱镕基副主任，于是就产生了次日单独向朱副主任40分钟左右的汇报面谈。”朱副主任说：“你不能只凭口讲，也不能只顾你那一个企业的特殊情况，不能搞实用主义，只想解决你那个企业的困难。其实，别的企业也有不少难处。你还应该想出办法，提出更好的建议。”崔逢昌同志听了镕基副主任的这段话，深受启发，茅塞顾开，他十分感激地说：“镕基副主任思维敏捷，平易近人，谈话很有深度，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增添了我的勇气，当即我就建议：三资企业政策应该更深入，更细化，例如请银行放贷应该有章可遵，有道可循，不能都像我这个冒失鬼，猛冲乱闯。银行也应该开展专门接待三资企业的业务。另外，由于我在日本看到有中小企业联合会之类的民间组织，赞成并建议，在中国建立三资企业联合会之类的民间组织，请中国外经贸委协调并领导开展活动，交流情况。”朱镕基听后非常高兴地说：“你的这些相法都很不错，有的我们已经有了，有的正在酝酿，希望你努力工作，积极同当地政府部门沟通，求得他们的支持，走出一条路来，给后来者提供方便。”
会议结束后，大家在棒槌岛宾馆广场合影留念。此后，“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央视经济频道、中国商报、经济日报、辽宁、大连等中央和地方各个媒体，都争相对我采访报道，登载宣传；一时我真有点应接不暇，中央电视台的经济频道记者更是厉害，长时间地住在大连，跟踪采访报道，甚至黄金播段时间向全国向全世界播发，你这个老同学大记者，信不信由你，我都有录相带作证。” 崔逢昌有些激动地说。笔者不但相信，还真为他感到骄傲自豪呢。
    人，只要经历了风雨中的搏斗，就一定会见到色彩斑烂的彩虹；只要不惧艰难困苦地耕耘播种，就一定会获得丰收的喜悦。崔逢昌也正是如此。1988年，中国三资企业协会在北京成立，并在香山宾馆举行理事会议。崔逢昌有点春风得意地说：“我有幸和大连市外经贸委主任金日晨代表大连出席会议，更有幸成为全国协会理事。谷牧同志到会看望大家，时任外经贸部副部长的李岚清及其他领导也参加了会议。这是我第三次与谷牧同志面对面谈话，并有幸坐到前排，这是党对我的信任，是党对我多年培养的结果，更是学校老师们对我教育的结果。我将永远铭记在心，当着鞭策我前进的力量。”

临危受命赴香港  公司旧貌换新颜

    在大连工作了五年后，崔逢昌奉中建总公司的委派，赴香港创建中建装饰境外公司——华夏建筑装饰公司，出任董事和总经理。
    香港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商业社会，更是一座国际性的金融大都会，世界各国大的金融、产业、商家均派有常驻机构，十分繁杂，当时华夏公司的主要任务是掌握建筑装饰方面的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动向，及时介绍到国内，做好桥梁纽带工作，当然是自负盈亏。它是中国海外工程公司分离出来的公司，资本有限，属于无资金、无设备，也基本无市场，经过几年艰难的日子，已负债累累。崔逢昌受命于危难之时，去后感觉压力很大，高昂房租和当地员工工资必须按时发放。在僧多粥少，靠当地做工程扭转巨额亏损，简直是不可想象，生存问题成了第一需要。国内明确表态，你们靠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不再提供资金。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崔逢昌没有退却，千方百计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他利用国内的市场优势，调整方向，除为国内做好服务性工作外，自己动手、转变角色，从实际出发做好国内工程的管理工作。如对北京金朗酒店装饰工程变材料供货商成供货承包商，联合有关单位，以内外结合的方式，扩大范围，增加收入，利用优势加强承揽工程项目。他到任两个月便利用钢结构的优势和渠道，承包了国内的第一个专业即武汉杂技厅的钢结构和装饰工程。经过精心设计施工，组织国内的联合力量当年完成。获得武汉市顾委主任王杰同志和高顺龄副市长的称道，缓解了崔逢昌工作中的部分压力，尤其经济上的压力。
    工作就是奋斗，耕耘就有收获，崔逢昌深信只要坚持不解努力总有回报，他为了彻底扭转局面、扩大经营范围，增加收入，在香港的地段项目不放弃，交识和扩展了更多的伙伴，并积极参与国际投标工程，武汉一项重点工程国际招标，崔逢昌所办的一个10多人的小公司敢于同国际有名的诸如日本三菱、丸红、伊藤忠韩（株）知名大公司站在同一线上竞标。在北京西苑饭店中仪招标公司的招标活动中，他们利用土耳其的廉价钢材，最终击败了所有对手，夺取了数百万美元供货合同。
    香港是个很自由的社会，在法律范围内，你可以自由发展，想做你愿意做的事。金融发达、信息灵通，香港的地位和较好的条件对祖国建设从历史到未来都占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崔逢昌在港工作三年，虽然做出了很大成绩，但他说至今还有一个不能忘记的遗憾，当然不是他的原因造成的。那就是90年代初，没有完成帮助中建一局构件厂的改造，建成中德合资的木业加工企业，该企业的负责人曾是他在基层工作的领导，市场经济变化后企业很困难，当时崔逢昌想改变这种困境，只有从长远的利益出发，必须从大处作眼，要预见未来的发展前途，他考虑当时90年代初期人们生活水平还不太高，但中国经济发展势头注定人们将大大改善生活环境，木制地板势必大量进入普通家庭，香港曾经就是最直接的范例，这么大的市场肯定有前途，加之他又有与德国木业接触的机会，看到他们在木业方面的先进技术、可靠的产品，有意在国内投资，并可以BOT方式合作，他还到德国参观访问过，设备十分先进，一局的那个企业又很对口，但限于财力和某些领导人的短见：“这么贵的地板谁买得起？”一票否决，当时他感到十分无奈，又十分可惜，这么好的机遇怎么没有抓住。若能办成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低价劳力成本、高品质的产品，绝对具有竞争力，而且那个企业不致千多名员工下岗。现在想起来后悔当时没有坚持耐心地说服掌大权的领导。而是感情用事地说：“你不搞算了，你看看现在的地板五花八门，内地价格已超过香港了，还有那么多人买。”如果能办好这个企业，现在也许发大财了。他说这是他一生工作中最大的遗憾，当然这是后话了。但惨痛的历史教训，应有助于启迪后辈青年。